1937年9月25日，山西平型关，八路军第115师伏击日军辎重部队。战斗结束后，战士们清点缴获的步枪、机枪和弹药时，才真正感到这一仗的分量：在敌后作战，消灭敌人固然重要，把敌人的武器变成自己的补给，同样关系到部队能不能继续打下去。
抗日战争中的歼灭战，并不只是“把敌人全部打死”。从军事意义上说，歼灭往往包括击毙、击伤、俘虏、缴械以及打散建制，使敌方一支部队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对装备处于劣势的八路军、新四军而言，这种战果比单纯击退敌人更有价值。
敌强我弱，是理解这一战法的入口。日军拥有炮兵、汽车、航空力量和较充足的弹药，若在开阔地带与其硬拼，部队很容易陷入被动。于是，敌后军队通常不主动争夺每一座城市，而是寻找道路、据点之间的空隙，集中兵力打击孤立目标。
这种打法看似冒险，实际讲究很细。侦察人员要摸清敌军换防时间，地方干部要了解道路和地形，民兵负责封锁消息、带路和警戒，主力部队则提前设伏。敌人一旦进入伏击圈，突击、分割、阻击几个环节迅速展开，目的不是把敌人赶走，而是让其无法彼此照应。
平型关战斗就是典型例子。115师没有选择正面冲击日军坚固据点，而是利用山地道路设伏，突然切断队伍首尾。日军虽有战斗力，但辎重车辆拥挤，展开困难，短时间内难以组织有效反击。此战歼敌一千余人，并缴获大量武器物资，打击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有意思的是，敌后战场的日军并非总以大兵团行动。为了控制交通线和维持占领，他们往往把兵力分散部署在据点、车站和村镇。这样的布置便于守备，却给八路军制造了机会：只要切断增援路线，再以优势兵力围住一个据点，就可能形成局部歼灭。
1939年的香城固伏击战，便体现了这种思路。八路军利用地形和群众提供的情报，诱使日军进入预设区域，再从侧后实施打击。战斗规模并不算特别庞大，却说明一个道理：敌后作战不必每次都寻找大目标，能把一支敌军完整吃掉，就是有效胜利。
歼灭战还有一层现实考虑，那就是补充自身。抗战初期，八路军的枪械来源复杂，弹药十分紧张，一些部队甚至存在武器口径不统一的问题。缴获一批步枪、机枪和弹药，往往可以立即改善一个连、一个营的火力。战果越扎实，部队持续作战的能力就越强。
但歼灭战绝不是只靠勇敢。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的关家垴战斗，八路军曾集中力量攻击日军据守的高地，战斗十分激烈，却没有达到预想中的歼灭效果。这个教训很清楚：敌情判断、地形条件、兵力配置和撤退路线，只要有一项准备不足，强攻就可能付出较大代价。
因此，抗战中后期，八路军更加重视选择目标。对于有坚固工事、有炮火支援的据点，不轻易用主力硬啃；对于行军中的小股部队、运输队和增援队，则尽量创造围歼条件。打得赢就集中力量，打不成就迅速脱离，这种取舍并不保守，而是敌后战争的生存法则。
从更大的层面看，歼灭战也是人民战争环境下形成的作战方式。地方群众熟悉山川道路，能够提供粮食、情报和掩护；部队熟悉夜战、近战和伏击，能够把地形优势转化为战场优势。敌军即使占据据点，也很难真正掌握据点之外的广大区域。
日军伤亡统计中的“负伤”，也不能简单等同于战斗力永久消失。医疗条件较好的部队，许多伤员经过救治仍可能返回战场；而被俘、缴械或建制被打散，则意味着这支部队当下失去了作战能力。对资源有限的敌后军队来说，围歼一个目标的意义，远大于让对手后撤后重新整补。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频繁组织歼灭战，并不是偏爱冒险，更不是逢敌必攻，而是在敌我力量悬殊、补给困难和敌后环境复杂的条件下，形成的一套务实选择。把分散的敌人逐个击破，把缴获的装备用于新的战斗，再用一次次局部胜利扩大根据地，这正是歼灭战在敌后能够反复出现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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