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不知季节已变换，转眼又是秋天。路边银杏叶子黄了，一片一片地往下掉，悄没声儿的。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忽然就想起小时候来了。
那时候在故乡沂蒙山那个偏远的小山村，满山遍野种的都是地瓜。山岭薄地，种别的庄稼长不好，就数地瓜最皮实。金秋十月，刨出来的地瓜摆在地里，山坡上红彤彤的一片。可那时候，谁有心思看景呢？满脑子就一个字：累。
天不亮就得起来。妈烙一摞煎饼，爸收拾撅头。我年纪小，任务就是头天下午先把地瓜秧割了。割完了，手上一层绿汁，洗都洗不掉。第二天早晨，一家三口坐在地头上啃煎饼就咸菜，渴了趴在山沟里喝一顿泉水。然后爸就抡起撅头，一下一下地刨。我和妈在后头拾，拾成堆，再用搓板切成片。
那搓板现在想起来，跟搓衣板差不多，只不过上头多了个刀片。手推着地瓜往上走，“咔”一声，一片就下来了。后来有了切片机，可切出来的片儿太厚，晒不透，人们还是愿意使搓板。
切好的地瓜片得一片片摆开，不能摞。我跪在地上摆，妈也跪在地上摆。天擦黑的时候，整片山坡都白了，白花花的一片连着一片。山风一吹，凉飕飕的。有时候实在困得不行了，趴在地里就睡着了。爸把我背回家，第二天问我：“你昨晚上咋回来的？”我说不知道。
最怕的是下雨。
晒到半干的地瓜皮子，雨一淋，先发霉，后变黑。中间烂出个洞，慢慢扩大，像一副眼镜。社员们苦笑着说：“俺家的地瓜皮子都成眼镜了。”这样的地瓜皮子摊成煎饼，又苦又涩。可收成不好的年景，不好吃也得吃。我背着这样的煎饼去上学，就着咸菜疙瘩，怎么使劲也拉不下嗓子眼去。
所以半夜里，只要听见一声“下雨了”，整个村子都像着了火。大人孩子从床上弹起来，打着灯笼往山上跑。男人挑筐，女人抱席，狗也跟着叫。远远看去，满山都是灯笼，像过年，又不像过年。过年是往前奔日子，这是往地里抢命。
后来我考上大学，离开了故乡那个小山村。再后来，老家人说种地瓜的少了，家家只种个三分五分的，够自己吃就行。小孩子把地瓜当稀罕物，烤着吃，蒸着吃，蘸着白糖吃。
酒店里也常上一盘地瓜，紫薯的，红心的，摆得跟花似的。大家都说：“地瓜是好东西，多吃点。”我笑笑，说：“我小时候吃伤了，这辈子再也不想吃地瓜了。”
话是这么说。可有时候在街上看见烤地瓜的，闻见那股焦香甜味儿，我还是会站一会儿。不是馋，是想。想起爸妈跪在地里切地瓜皮子的样子，想起满山坡白花花的瓜干，想起半夜里那一声“下雨了”的惊叫。
地瓜养活了一代人，也苦了一代人。它把根扎在土里，把人拴在土上。后来我进了城，可骨子里还是个乡下人，跟地瓜一样，给点土就能活。那些晒地瓜皮子的日子，苦是真苦，可想起来，又觉得踏实。就像那副“眼镜”，烂是烂了，可透过它，还能看见从前的事，还能看见爹娘年轻时的样子。
秋天的银杏叶又落了，铺了一地金黄。我低头看看，觉得像，又不像。像的是颜色，不像的是地瓜皮子铺在地上，是活的；这银杏叶，是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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