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冬，北京。曾在江西红星垦殖场工作的兽医李汝庆，收到一封措辞极短的电报：“速来北京！”发电人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李汝庆一时摸不着头脑，既不知道所为何事，也没想到这次召见，竟与畜牧业发展有关。
他与王震的交往，并非始于北京，而是始于江西的一间猪舍。
1949年，李汝庆还不到二十岁。那时，他出身于武汉一个家境较好的家庭，后来因战乱随家人到了香港。受进步思想影响，他没有留在香港谋生，而是独自返回上海，参加了解放军。
这段经历本应成为人生新的起点，却因一次演唱活动发生转折。李汝庆在演唱《东方红》时，被人指责把歌词唱错。由于他有海外亲属关系，组织没有充分听取解释，便让他停职检查，随后退出军籍，回到武汉接受管制。
多年以后，李汝庆仍无法摆脱这段经历带来的影响。1956年，他获准报考大学，但专业受到限制，只能报考兽医。凭着扎实基础，他考入武汉兽医学校，入学成绩名列前茅。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江西红星垦殖场。大学生、懂技术，这些身份让他一度受到重视。可在特殊年代，个人能力往往抵不过既有审查结论。1964年社教运动中，他的旧事再次被翻出，海外关系也反复被提及。
那时的李汝庆，连养猪都被认为“不安全”，只能从事挖土、挑粪之类的体力活。一次，猪场饲养员生病，临时找不到替班人员，李汝庆才被安排进了猪舍。谁能想到，这个看似偶然的调动，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王震到红星垦殖场调查时，走进猪场察看生产情况。李汝庆没有上前迎接，只埋头调配饲料、照料猪仔。王震观察片刻，问起母猪繁殖、仔猪成活率和断奶重量。
李汝庆回答得很快，也很具体：“正常年景，母猪平均一年多产一胎，仔猪成活率较高，断奶时体重约二十市斤。”
这几句问答，让王震注意到了他。王震继续询问饲养管理、品种改良等问题，李汝庆便把自己掌握的技术和实践经验一一讲出。直到这时，他还不知道眼前这位老人正是曾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
两天后，李汝庆被叫到总场会议室。过去参加会议，他总是站在一旁，这次却听到王震当众说，要让他坐下来参加讨论。对李汝庆而言，这不是一个普通安排，而是多年压在身上的政治包袱开始松动。
王震并没有只谈审查结论，而是把话题落到生产上：农场要发展，不能不用真正懂技术的人。这样的判断，在当时尤其难得。李汝庆重新回到专业岗位后，把精力全部投入猪场建设和畜牧技术改进，很快取得了实际成绩。
王震住在红星垦殖场时，房间里只有办公桌、书架和一张木板床。书架上摆着农牧业书籍，许多页边留有批注，还夹着学习卡片。李汝庆后来回忆，王震并不是只凭经验谈农业，而是认真研究当地情况。
两人因此有了共同话题。王震会问猪场的生产数据，也会谈农场管理和品种改良。李汝庆则从一名被排斥在外的技术人员，逐渐成为王震愿意信任和交流的“布衣朋友”。
政策调整后，李汝庆曾为早年的处理问题申诉。由于当年军籍、工龄等事项没有完全恢复，他的待遇仍受到影响。多年过去，原始材料难寻，知情人也大多离开，单靠个人陈述很难改变结论。
这时，他想到了王震。李汝庆把情况写成材料，转交给王震。王震看过后，明确批示要求彻底平反，并说明自己曾在红星垦殖场工作，李汝庆一直专心从事畜牧业，是“专家的专家”。
这份批示转到有关部门后，李汝庆终于按1949年参军转业的情况办理了相关证明，军龄和待遇问题得到解决。对他而言，王震帮他恢复的不只是待遇，还有一个知识分子凭专业立身的尊严。
1982年的那封电报，便是在这样的交往基础上发出的。李汝庆赶到北京后才知道，王震准备组织人员到黑龙江友谊农场考察奶牛业，希望江西红星垦殖场学习先进经验。
考察队伍一路增加，到了出发时人数过多，王震要求压缩人员。李汝庆也被列入减员名单，提前离开队伍。王震得知后很不高兴：“我叫他来，是让他学习的，怎么把他减掉了？”
李汝庆随后又被通知赶往友谊农场，却因佳木斯大雪导致列车受阻。王震得知情况，只好让他先到北戴河等候。几天后两人见面，王震却没有责怪，只说：“没有别的事，聊聊天。”
此后，李汝庆多次陪同王震考察农场和畜牧业生产。王震在会议上常点他的名字，也会让他向干部介绍奶牛饲养。李汝庆有时坐在角落，王震却会把他叫到身边，让专业人员发言。
1986年，李汝庆的兄嫂从海外回国探亲，希望见王震一面。因接待安排等原因，双方未能见面。王震夫妇后来写信致意，信中肯定李汝庆长期从事畜牧事业，也提到红星农场的发展离不开他的努力。
1993年3月12日，王震在广州逝世。李汝庆得知消息后赶赴广州，又转往北京参加告别仪式。后来，红星垦殖场修建“红苑”，以纪念王震在这片土地上的工作经历。园中题有“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那也是王震留给红星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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