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已成为当下一个理论的热点，其生发契机源于2021年以ChatGPT 等大语言模型的出现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的急速迭代。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这一现象给予关注的原因却根植于这一新的技术演化逻辑与当下劳动形式的变化，以及隐藏于这一变化之中的新的资本形态变迁。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思想形态所具有的基本面貌是近代以来工业革命在哲学上最为深刻而富有预见性的表达。正是面对大机器生产的诞生，马克思才能发现“资本”不再仅作为一种生产资料进入人的劳动过程，而是作为一种增殖强制的社会权力机制，吸纳着剩余劳动中的剩余价值。马克思用“机器体系”（System der Maschinerie）的概念来表达这一社会权力机制的外化形态，它最为准确地概括了一种不同于古代技术形态的现代技术。在古代技术中，技术作为人类行为的伴生物，其存在的合理性依赖于对人的活动的理解和参与。例如，为了让偶然获得的“活火”成为人类可以自主获取的一种状态，原始人借助石头与木头，创造出制火的技术。同时，制造出的“火”不仅将自身转变为一种重要的古代技术，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身体的构造：吃熟的食物，使人类诸器官的演化产生了质性的飞跃。但不管怎样，在古代技术的发明与迭代中，人的需要发挥着相对主导的作用，且在技术迭代中，人的新需要的诞生已然建基于技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改造之上。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一种“技术—人类学”的阐释方案，人与技术近乎以同步的方式演进。
以此为参照，马克思用“机器体系”概括的现代技术的特质，却以其自动化、体系化的结构方式彰显了一种人与技术的颠倒性关系。机器体系作为一种新技术，其“新”的关键特质在于用机械装置拆解了人的活动方式。技术对人的活动方式的理解，不再是辅助性的，而是重构性的。于是，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从人对技术的把控转变为人对技术的看护和管理，这一转变近乎成为了技术—人类学演化的历史天命。
当然，马克思对于现代技术的深刻理解，远非仅提出了一个可以概括现代技术的概念，他同时更为前瞻性地指出了支配这一现代技术展开自身的内在动力机制——作为增殖强制的资本逻辑。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只有在机器使工人能够把自己的更大部分时间用来替资本劳动，把自己的更大部分时间当作不属于自己的时间，用更长的时间来替别人劳动的情况下，资本才采用机器”。换言之，现代技术的迭代是资本逻辑渐次统御近代社会的一个产物。其基本功能已经不再是以辅助性的姿态完成人与技术之间的协同发展，相反，它试图以资本增殖诉求为导向，拆解人的活动，以实现在相同时间内生产能力的提高。人的劳动在现代技术的拆解下，从对资本逻辑的形式从属彻底转变为对资本逻辑的实质性从属。
基于马克思对现代技术的理解方案，回溯缘起于2021年的大语言模型所呈现出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样态，如果仅将其归入不同于工业革命的信息革命的范畴之中，显然低估了这一革命对于人的生存方式的决定性影响。
在我看来，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其说是一场技术革命，不如说是作为劳动者的人的劳动形式的又一次革命。如果说工业革命实现的是人的体力劳动的解放，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则可被视为是对人的脑力劳动的替代。这意味着，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技术迭代，人逐渐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但也让一些原始工艺逐步消失了：珍妮纺织机的发明，祛魅了所有灵巧的双手，原初如同“艺术”一般的“技术”失去了海德格尔意义上“作为在场者展现出来的东西敞开出来，讲明”的原初内涵。体力劳动的“黑箱”被技术逻辑理解和参透，从而获得了一种机械装置式的表达。其最终的表现形态是福特制流水线。福特制流水线不仅是现代技术最为彻底而直接的表达，也是资本逻辑把控人类劳动最为直接而彻底的表达。《摩登时代》以荒诞的方式诠释了在这一操控方式中人的存在境遇。其中所彰显的现代技术与人之间的悖论式生存，即机器体系的加速迭代解放了人的“一种”体力劳动，却构筑了“另一种”更为单调而抽象的劳动形式：其劳动形式的架构方式将不得不依赖于技术的架构方式来展开，从而展现出一种显而易见的非人化的特质。在这一意义上，人的物化，不再如卢卡奇看到的那样，仅表现为一种人对机器体系运转的非介入性的直观形式，更为重要的是其所呈现出的“劳动一般”的本质属性，成为现代技术在资本逻辑演化框架下对劳动形式最为彻底的规定性。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针对以斯密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家对劳动概念的分析和批判提出了“劳动一般”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核心内涵在于指认出现代劳动形式的可替代性，即“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并且，这一“劳动一般”的规定得以实施的目的在于“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为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个特殊性的个体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换言之，“劳动一般”成为对人的劳动形式的“行规定”者的核心要义，也正因如此，劳动获得了价值的主体性内涵。
由此，在马克思的理论语境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技术与资本以及作为“劳动一般”之形式规定的劳动方式的同构性关系。它们借助于工业革命时代被马克思所命名的“机器体系”而被结构起来，但三者之间最为彻底的同构性关系却是被呈现在今天人工智能的技术迭代之中。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一同构性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待作为一种机器体系形式的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的脑力劳动的替代。首先，需要明确这一替代的目的并不在于替代人类的思考能力，而在于替代作为劳动形态而存在的人的思考行为。换言之，人工智能的技术逻辑的展开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劳动形式，尽管这一劳动形式以一种“类”思维的方式呈现。严格说来，人工智能从未真正替代人的存在，除非人的全部活动方式在今天都被抽象为“劳动一般”。其次，大语言模型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多种可能的发展路径之一，却在诞生之初就获得其迅速扩张的合法性。其技术逻辑获得肯定的原因，在于它所替代的劳动形式能够最为有效地推进当下最新的资本形态的发展逻辑。在众多当代新资本形态的演变中，以数字资本主义为其抽象形态，以文本创意为其特殊表现形式的资本运行方式成为当代最富成效的资本运行方案，而创意文本的生产与再生产正是大语言模型所试图替代的最为直接的一种劳动形式。最后，人在人工智能语境下的生存境遇也随之呈现出两条路径。其一，人在人工智能技术的作用下，其劳动形式被进一步抽象化。例如，目前的大语言模型正在驱使众多最初以自然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创作者不得不去理解某一类大语言模型背后的人工语言（编程），不同文本的创生变成了对不同大语言模型的运用。脑力劳动最终也将成为一个工程性操作（程序运行）。其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逻辑的拓展，人所具有的独特的创造能力的边界会日益清晰。人在人工智能的“威胁”下，将会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独属于人的活动方式与为资本逻辑服务的“劳动一般”的根本区别，从而更为深刻地理解真正属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内核所在。在人工智能的语境下，对这一区分的自觉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获得彻底逃离资本逻辑的可能性条件。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王志强
新媒体编辑：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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