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举行。会场代表众多，议程紧张，毛泽东却突然问起一位尚未到场的代表：“放牛娃来了没有？”工作人员核实后回答，人还没有赶到。毛泽东随即要求尽快通知，让他来北京参加会议。
这个被称作“放牛娃”的人，名叫谭启龙。此时的他已经不是当年江西山村里的牧童，而是长期负责地方党政工作的干部，曾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九大期间，他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一个普通农家孩子，为什么会被毛泽东记住几十年？
答案不只在一次会面里。
1913年，谭启龙出生于江西永新一个贫苦佃农家庭。当地山多田少，佃户靠租种土地维持生活，遇到灾年，连口粮都难以保证。父亲常年劳作，身体很快垮掉。谭启龙年幼时，父亲便因病去世，家中的土地也随之被收回。
母亲只得带着孩子做小买卖，靠卖炒豆、炒花生换取生计。这样的日子极其艰难。谭启龙少年时期，母亲又因贫病离世，他成了孤儿，只能给地主家放牛，换取一口饭吃。
放牛的日子看似清静，实际上充满屈辱。他亲眼见过穷人受欺负，也明白自己没有申辩的资格。后来他回忆起那段生活时，谈到的并不是牧童的闲适，而是饥饿、贫困和无处说理。
1928年前后，革命力量在湘赣边界活动。永新一带开始出现宣传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的队伍。十几岁的谭启龙接触到这些变化，很快参加革命。对他来说，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苦难生活给出的直接选择。
参加队伍后，他从普通少年做起，承担宣传、联络和组织工作。1933年，他进入湘赣省少先队系统工作，后来又到中央苏区学习。那时的他年纪不大，却已经表现出较强的组织能力，逐渐成为年轻干部中的一员。
在中央苏区学习期间，谭启龙曾听过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讲土地、阶级和群众工作，并不满足于照本宣科，而是把理论同农民的日常遭遇联系起来。对于一个从佃农家庭走出的青年而言，这些话并不抽象。
一次座谈中，毛泽东问他是哪里人。谭启龙回答：“永新。”毛泽东得知后说，贺子珍也是永新人，算是半个老乡。谈话由此变得亲近起来。问到家庭情况时，谭启龙说：“家里人都没有了。”毛泽东认真听完，记住了这个年轻人的经历。
据相关回忆，毛泽东后来曾用“放牛娃”称呼谭启龙。这个称呼既有亲切意味，也带着对其出身和经历的确认。谭启龙没有因为早年贫困而停留在个人悲苦中，而是把对旧社会的认识，转化成了参加革命、服务群众的行动。
红军主力长征后，部分武装留在南方坚持斗争。抗日战争爆发，新四军逐步在华中敌后开展活动。谭启龙先后参与南方地区的抗日工作，后来进入浙东。那里日伪力量、地方武装和国民党地方势力交错，交通要道有敌军据点，山区群众又长期处在不安之中。
浙东工作不能只靠一两次战斗解决问题。部队要打击日伪据点，也要发动群众，建立基层组织，还要区别对待各种地方力量。能争取的争取，愿意抗日的团结，顽固阻挠者则进行斗争。谭启龙承担的，正是军事行动之外的大量组织和协调工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浙东抗日根据地已经形成相当规模，成为华中敌后重要根据地之一。谭启龙在长期复杂环境中积累了经验，也形成了务实、坚韧的工作作风。这样的经历，后来成为他负责浙江地方工作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浙江面临接管城市、恢复生产、土地改革和稳定地方秩序等多重任务。谭启龙曾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负责一省工作。对一个曾经给地主放牛的孩子来说，职位变化极大，但工作内容依旧离不开群众、土地和基层。
1952年，毛泽东在浙江视察期间与谭启龙重逢。多年未见，毛泽东仍认出了他，并提到当年在瑞金见过这个“红小鬼”。谭启龙已经成为省委主要负责人，毛泽东的谈话中既有肯定，也有提醒：职务越高，责任越重，不能脱离群众。
17年后，九大在北京召开。谭启龙因工作等原因未能及时抵达会场，毛泽东再次问起“放牛娃”。接到通知后，谭启龙很快赶赴北京。会议期间，他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会场里的这个名字，连接着江西永新的山村、中央苏区的学习经历、浙东敌后的艰苦岁月，也连接着一名基层干部走进国家政治核心的漫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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