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后，杨克和丈夫回到皖江一带的朱家湾，站在一片焦黑的废墟前。眼前没有院墙，没有炊烟，也找不到当年收留女儿的那位大嫂。杨克在断墙之间来回寻找，始终没有看见那把熟悉的小铜锁。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故地重游。对杨克来说，这里埋着她刚出生的女儿，也埋着一段抗战岁月里最难割舍的亲情。
杨克，1921年出生于河南驻马店。1938年4月，她参加新四军，后来在江北游击纵队指挥部从事电台工作。电台设备少，报务人员更少，掌握通信技术的人，在部队中十分重要。杨克和丈夫都是电台工作人员，平日里既要收发电报，也要随部队转移。
皖南事变后，江北地区的斗争环境更加险恶。日军、伪军以及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部队常常白天转移，夜间行军。杨克怀孕八个月时，仍坚持值班和行军，还抽空替战友缝补衣物。战友们见她年长些，便亲切地称她“杨大姐”。
1941年前后，部队驻扎在朱家湾附近。一天深夜，杨克突然临产。房东大娘赶紧找来接生婆，尽量不惊动院里的其他人。孩子出生不久，村外便传来急促的喊声：“敌人进村了，赶快突围！”
枪声越来越近。部队必须立即转移，电台器材也不能落入敌手。杨克和丈夫把部分设备藏好，准备抱着孩子追赶队伍。偏偏此时，房东大娘发现日军正在村西挨家挨户搜查。
“你带着孩子走不了，留下来，我来想办法。”大娘压低声音说道。
杨克明白，丈夫肩负着电台任务，不能因为自己和孩子被拖住。她决定留下，由房东大娘把她装扮成自家儿媳妇。为了让敌人不愿久留，屋内被故意弄得脏乱不堪，生产后的污物也没有清理。
不久，一个汉奸带着日军踹门而入。屋里气味刺鼻，几个人只在门口看了几眼，便骂骂咧咧地离开。房东大娘却被敌人带走，杨克独自留在屋中，既虚弱又饥饿，只能等候丈夫的消息。
天黑以后，丈夫终于回来。他换上了破旧的百姓衣服，衣服上还沾着血迹。原来，为了躲避搜查，他曾穿过一名死者留下的衣物。两名警卫员也随后赶到，准备护送他们离开。
四个人摸黑上路。杨克刚生产不久，身体尚未恢复，婴儿则由警卫员小朱背着。走出不远，孩子突然哭了起来，枪声很快从后方传来。小朱把孩子交给杨克，自己朝另一侧跑去，故意把敌人引开。
后来，杨克在孩子的小被子上发现了血迹。婴儿安然无恙，可小朱已经负伤。这个细节让她和丈夫意识到，继续带着孩子赶路，既可能拖累队伍，也可能让孩子和所有人陷入更大危险。
他们摸黑来到一个小村庄，一位大嫂收留了他们。杨克和丈夫向大嫂说明情况，请她暂时抚养孩子。大嫂没有多问，只是接过襁褓。夫妻俩把身上仅有的钱留下，又将杨克母亲留下的那把小铜锁挂在孩子胸前。
“孩子以后若有人来找，就凭这把锁认人。”杨克说完，低头亲了亲女儿。
转身时，她没有再回头。不是不想看，而是不敢看。
归队后，杨克病倒了。首长安排人抬着她行军，卫生员给她治病，炊事员想方设法找来鸡蛋。可身体上的虚弱，远不及心里的牵挂。电台旁、行军途中，她常常梦见女儿，却不知道孩子正在何处。
抗战胜利后，战事仍未立即结束。直到全国解放，杨克才和丈夫赶回当年寄养孩子的村庄。可是，记忆中的院落已经不复存在，房屋被烧毁，村道荒废，留下的只有残墙和瓦砾。
他们四处打听，寻找那位大嫂，也寻找挂着铜锁的女儿。遗憾的是，村民流散，线索中断，母女二人再没有见面。杨克没有放弃，后来仍通过组织和各种渠道继续寻找，可始终没有得到确切消息。
那场战争带走的不只是房屋和村庄，也把许多家庭拆散在炮火与逃难途中。杨克留下的，不仅是一名母亲对女儿的牵挂，还有那个年代无数普通战士共同面对的选择：把个人骨肉之情暂时放下，把通信、转移和部队安危放在前面。小铜锁没有带回女儿，却成了这段失散往事中，唯一能够被确认的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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