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四川新津古家村，刘家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挤在并不宽敞的屋檐下。锅里粮食有限，饭桌上的安静，往往比争吵更让父母难受。
刘家父亲是普通职员，母亲在乡村教书，收入谈不上稳定。家里孩子多，吃饭、穿衣、读书，样样都要花钱。那个年代，许多家庭都在为温饱奔波，刘家的压力尤其沉重。
有一回，父母商量到深夜。母亲低声说：“孩子跟着咱们，怕是要一起受苦。”父亲沉默了很久，才回了一句：“送出去，至少能让他们吃饱。”
这不是嫌弃，更不是割舍亲情，而是贫困逼出的选择。后来，刘永行和刘永美先后离开原生家庭，分别被送到别的家庭生活。一个进入经营布匹的人家，一个被陈姓家庭收养，改名陈育新。
被送走的孩子，日子并没有从此一帆风顺。刘永行在新的家庭中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因意外摔伤腿部，治疗不及时，留下了后遗症。养父母无力继续照料，他又回到了刘家。
这段经历给刘永行留下的不只是身体上的伤痛。一个孩子先被送走，又被送回，内心的滋味可想而知。不过，回到父母身边后，他没有把怨气变成消沉，而是很早便明白，想改变命运，只能靠自己。
刘永美的处境相对稳定。陈家生活条件较好，也曾接济刘家。虽然身份发生变化，但血缘牵挂没有消失。多年以后，兄弟重新走到一起，早年的分离反而成为他们共同记忆中最沉重的一页。
留在家里的刘永言和刘永好，同样没有优越条件。刘永言学习成绩不错，家里仍尽力供他读书。遗憾的是，升学道路并未按照他的设想展开，他只得走进工厂，从基层技术工作做起。
工厂里的活很琐碎。线路、设备、维修，听起来不起眼，却需要耐心和动手能力。刘永言白天干活，晚上琢磨技术，遇到问题便反复拆装。那时没有现成的商业课程，他的“课堂”就是车间和工具箱。
有意思的是，刘永言后来形成的经营思路，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打下的：产品不能只看表面，生产必须讲效率，企业更要解决实际问题。技术经验，逐渐变成了判断市场的底气。
刘永行走的是另一条路。他曾从无线电修理等熟悉的工作入手，靠手艺积累客户。修理铺看似规模很小，却让他接触到不同人的需求，也锻炼了成本意识和经营能力。
刘永美则更关注农业。对一个从贫困家庭走出来的人来说，粮食和养殖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切身经历。他把注意力放在良种、饲养和生产效率上，逐渐形成了对农业产业化的认识。
刘永好年纪最小，却并不意味着缺少判断力。他较早注意到，企业要扩大规模，单靠家庭积蓄远远不够，必须建立规范的管理和融资渠道。四兄弟的分工，开始从“各自谋生”转向“共同创业”。
1982年，四兄弟在四川创办育新良种场，事业由此出现转折。起步并不豪华，资金有限，设备简陋，产品也没有现成的销路。那时很多人对私人办企业仍抱有疑虑，兄弟几人只能一边摸索，一边承担风险。
他们没有把希望寄托在某个单一项目上，而是围绕农业生产做文章。良种、饲料、养殖相互衔接，既能减少中间环节，也能提高产品稳定性。这种思路后来成为希望系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创业初期，兄弟之间也有过分歧。刘永言重视技术，刘永行看重实业效率，刘永美熟悉农业环节，刘永好则更多考虑资本和市场。刘永好曾说：“兄弟可以分工，但账目和责任必须清楚。”这句话，正体现了他们后来管理企业的方式。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民营经济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四兄弟没有停留在家庭作坊的规模上，而是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拓展饲料、养殖、农牧食品等业务。企业名称也从地方性经营，逐渐发展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希望集团及相关产业。
刘永行长期关注实业经营和产业扩张，刘永言持续重视技术与管理，刘永美在农业领域发挥经验，刘永好则参与金融和资本平台建设。不同性格、不同专长，被放进同一套事业布局中，形成了相互补位的效果。
1996年，刘氏兄弟的企业体系进一步分化，产业经营也出现新的布局。此后，新希望等企业在农牧业领域持续发展，业务范围逐渐扩大。刘永好还参与发起民生银行，为企业发展和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新的金融渠道。
从吃不饱饭的乡村少年，到后来登上财富榜单，刘家四兄弟的路径并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他们经历过家庭贫困、亲人分离、身体伤病、创业风险，也赶上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机会。
标题中的“送出两个”，说的是贫困年代的无奈；“四人后来成功”，则离不开长期积累、兄弟分工与时代变化。财富数字会随年份和统计口径改变，但刘家这段经历，确实被记录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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