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招娣，一个原本普通得出奇的乡下女孩。那是一段我用尽一生都想要将其从脑海中剔除的记忆，但它就像长在骨头里的，伴随着我每一个呼吸和每一次心跳。

毒瘤

那是1938年的秋天，高粱地里的穗子红得像火，却怎么也烧不过日本人进村时放的那把真火。那年我刚刚十九岁，母亲还在为我物色邻村的后生，盼着年底能把我风风光光地嫁出去。可是，那个关于红盖头和喜乐的梦，在那个弥漫着浓烈硝烟和血腥味的黄昏，被几双穿着翻毛皮鞋的脚狠狠踩碎了。

村里的狗叫得声嘶力竭，随后是沉闷的枪声。我躲在自家的地窖里，死死捂着嘴，眼泪和着地下的泥土味流了满脸。头顶上传来杂乱的脚步声、踢砸声，以及母亲绝望的哭喊和随之而来的一声闷响。我甚至没来得及发出一声呜咽，地窖的木板就被掀开了。

刺眼的火光中，几张狰狞的面孔探了下来，那是几穿着土黄色军服的日本兵。他们像拖拽一袋毫无生气的粮食一样，揪着我的头发把我从地窖里扯了出去。我拼命挣扎，换来的是枪托重重砸在背上的剧痛，那一瞬间，我几乎闭过了气。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扔上那辆军用卡车的，车厢里挤满了和一样瑟瑟发抖的女孩，有的还在流血，有的已经目光呆滞。卡车在颠簸的土路上摇晃了整整一夜，最终停在了一处高墙环绕的大院子前。那时候我根本不懂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只觉得空气里有一股刺鼻的来苏水味，夹杂着令人作呕的腥臭。

我们被驱赶着进了一排低矮的平房，每人被推入一个小隔间。门在我身后重重落锁，那一刻，十九岁的我，连同我身为人的尊严，被永远地锁死在了那个暗无天日的活地狱里。

那个房间极其狭窄，只有一张用木板搭成的简陋床铺，墙上没有窗户，仅有的一丝光亮是从门缝里漏进来的。我蜷缩在角落里，身体因为极度的恐惧而止不住地颤抖。很快，走廊里响起了沉重而杂乱的军靴声。那声音后来成了我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只要一闭上眼，“嗒嗒”的脚步声就会像锤子一样敲击着我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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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开了后，一个满身酒气、眼神如同野兽般的日本兵走了进来。我试图尖叫，试图往墙角缩，但他粗暴地撕碎了我的衣裳，巨大的力量将我死死按在粗糙的木板上。

疼痛，撕裂般的疼痛，瞬间淹没了我所有的感官。我拼命地咬着牙，眼泪决堤而出。我不敢去回想那一刻的具体感受，因为那是对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凌迟。

当那个禽兽终于离开，我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在木板上，以为这已经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经历，以为熬过这一次或许就能活下去。但我错了，这仅仅是那个漫长、无边无际的黑夜的开始。

在那个没有阳光的房间里，时间失去了意义。我分不清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能通过走廊上那些禽兽换班的声音、通过那些永远在持续的脚步声来感受时间的流逝。门会随时被打开，有时是一次，有时是排着队的三四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