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数正常人的生活认知中，立场的存在，似乎总比说辞更能体现一个人的价值，因为立场就像是一个人站立的地面，承载着这个人的所要表达的，表现的一切，而说辞则更像是足迹，证明去向，但不能证明趋向。
所以人们会习惯性的相信，一个人的立场，
往往比他说了什么更加重要。
当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对“正常”的定义都显得十分模糊时，上述提到的观点就会发生一种平静的“颠倒”状态，尤其是在互联网上讨论某些公共现象，甚至在一些日常的口角之中，往往会有一方不再关注自己所处的立场，而是先被某种表达所需要的气势，进而引发的优越感和战斗情绪所吸引，
他们的立场更像是临时拼凑的“草台”，而他们的说辞，他们通过情绪化所渲染的攻击手段，反而主导了自己的立场，
这种本末倒置的表现并非刻意戏剧化之后的结果，而是日常生活之中经常出现的偏移：
你可能意识到这种现象不正常，但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却又被包容的十分”正常”。
观察这类现象的发酵之余，我们会发现两种常见的心理机制，第一种是主体本身缺乏稳定的立场，因此用更为激烈的方式促使其立场“看起来足够稳定”。
当一个人的内心没有清晰的价值尺量事，表达就会变为对外界刺激的及时反馈，比如我们会发现，某些事件之中反复横跳的人，或是在确凿证据面前忽然沉默，转而静悄悄的加入原先对立阵营的人，并非是立场土崩瓦解，而是原本就没有真正的立场。
他们追随的，是说辞本身带来的情绪收益，比如短暂的优越感，抱团之后的归属感，或者是在口舌之快之后所带来的胜利的快感。
假设我们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去分析他们的行为逻辑就会发现，这是一种表演性认同，也就是个体通过参与话语权的争夺来确认自己的存在感，而并非通过独立判断来确认自己的“坐标”究竟在哪。
他们需要被看见，需要在喧嚣中听到自己的回声，
哪怕回声并不代表自己，
只是从臆想中属于自己。
第二种情况则更为普遍，也更难以察觉，有些人并不真正关心对错的问题，他们更在意的是如何在自己在辩论或是对抗中出于优势地位，辩论对他们而言与求证对错没有任何关系，而是通过发泄，展示，抬杠等行为获取即时愉悦的体验，
口舌之快对于他们而言生活长远的是非辩驳，情绪的释放远胜对事实的耐心解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道理越辩越混乱，说法越说越迷茫，
这些人或许并非表现出刻意的无赖，他们或许只是把公共套路你当成私人情绪的出口，所以当共识愈发稀薄，而信任成本太过高昂的时候，人们就更容易退回到“让自己舒服”的低成本策略，而不是要承担澄清是非的代价。
或许的或许，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只是对正确的支持，远不如一时痛快来的更为直接。
这两种情况的叠加，其实就解释了为何在认知模糊的环境之中，说辞是通过什么样的“策略”决定了立场存在的方式，
尤其是对于从众心理在这种情况下的解读，我们更愿意相信人并非不具备判断力，而是在缺乏清晰的参照物时，判断力被情绪与社交需求暂时“屏蔽”了。
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聪明和清醒的人会约束自己的言行，相信客观事实与明确是非的边界，而另一些人则表现出更为明显的趋利性，也就是追随声势浩大的一方，或是看起来能在对抗中“赢”的一方，
正如我们刚才分析的那样，他们对是非的存在或许仍存一丝底线的认同，只是这种态度显得很稀薄且容易反复，没有立场的说辞，就像是一层浮浊于环境之中的薄雾，
风去哪里，他们就跟着卷去哪里。
作为一个老派的社会观察者，于我而言，我始终认为这个社会需要真正意义上的是非判断，
因为当越来越多的讨论被情绪与姿态所主导 的时候，公共的普遍认知和共识就会变得脆弱难堪，如果所有的讨论都只是在证明“我的声音应该被听到”而不是判别是非对错，让好人得以鼓励，让坏人遭受惩罚的话，
那么整个事态的发展则会如同我们今时今日抬头看到的那样，而若是低头思考，却也只得苦笑应对。
所以，我们需要明确的价值观，明确的是非观，这并非要武断定义一切，而是为了划出基本的边界，因为边界的存在能介绍那些试图通过扰乱讨论，羞辱他人来获取快感的干扰者，
而净化公众的讨论空间，目的也不是消灭异见，而是让那些真正关心事实与责任的声音，有更多得以呼吸的余地，
其最根本的目的，是让讨论本身还能继续下去，而不至于彻底沦为情绪与情绪化之间的角力。
我觉得，只有这层底线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才能让立场有处可立，让说辞有话可说，
而不是该站稳的站不稳，
结果让胡搅蛮缠的调侃，
掩盖了对真相的必要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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