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6年六月，长安城玄武门，李建成与李元吉倒在宫门附近，秦王李世民控制了局面。几天之后，李渊下诏立李世民为太子。这个结果看似突然，实际上，东宫与秦王府之间的冲突，早已积累多年。
开国皇帝最难处理的，往往不是外部敌人，而是皇位继承。皇帝需要功臣打天下，又担心功臣功高震主；需要儿子镇守四方，又害怕儿子拥兵自重。太子名义上距离皇位最近，身边却常常聚集着最多的猜疑。
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依照嫡长子继承的规矩，立吕后之子刘盈为太子。刘盈性情宽厚，甚至显得过于柔弱。刘邦并不满意，转而宠爱戚夫人及其子刘如意，几次动过改立太子的念头。
群臣反对，吕后也设法请来商山四皓为刘盈增添声望，刘邦才没有继续推动废立。可太子之位保住，并不等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公元前195年刘邦去世，刘盈即位，年仅十六岁。朝廷真正的主导者却是吕后。刘盈曾试图保护弟弟刘如意，与他同处一室，吕后仍趁他外出时将刘如意毒杀。随后，戚夫人也遭到残酷报复。
据《史记》记载，吕后还强迫刘盈迎娶外甥女张嫣。这样的安排，既是家族权力的需要，也把皇帝本人牢牢困在母亲的意志之下。刘盈无法改变局面，只能日渐消沉，公元前188年去世，年仅二十多岁。
“母后，弟弟已经无罪，为何还要如此？”
这句对话虽未见于正史，却能说明刘盈所处的困境：他贵为皇帝，却没有能力保护亲人。吕后去世后，功臣与宗室联合清除吕氏势力，刘盈所生的几位儿子也先后被废杀。皇位转入刘邦第四子刘恒一脉，汉惠帝这一支就此失去继承权。
隋文帝杨坚的选择，则造成了另一种悲剧。嫡长子杨勇早年被立为太子，曾协助处理政务，评价并不低。他的问题，不在于完全无能，而在于性情直率，生活习惯又屡屡触碰父母的禁忌。
杨坚崇尚节俭，见杨勇装饰铠甲，便认为太子奢侈。独孤皇后厌恶嫡子宠爱侧室，杨勇与太子妃关系冷淡，更让她心生不满。偏偏杨广善于收敛锋芒，在父母面前处处表现得谨慎朴素，逐渐赢得信任。
杨勇没有及时解释，也没有经营与父母的关系。那些本来不至于废太子的过失，经过多年积累，最终变成了罪状。公元600年，杨坚废杨勇，改立杨广为太子。
有意思的是，杨坚临终前曾察觉杨广的伪装，甚至产生恢复杨勇地位的念头，但已经为时太晚。杨广即位后，杨勇被赐死。此后隋炀帝大规模用兵、营建，隋朝很快陷入危局。杨勇是否能守住隋朝，无法断定，但废立带来的后果，确实远超杨坚当初的预想。
李建成的困局，比杨勇更加复杂。他不是只会守在宫中的文弱太子，李渊起兵后，他曾参与攻取西河，后来又平定刘黑闼。问题在于，他有一个战功太盛的弟弟李世民。
唐朝统一天下的关键战役，多由李世民率军完成。秦王府聚集着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等文臣武将，形成了强大的政治集团。李建成虽然占据嫡长名分，却很难压住弟弟的军功和声望。
李渊既没有及时削弱秦王府，也没有果断调整继承安排，只能在两个儿子之间反复平衡。李建成与李元吉联手，李世民则加紧防备。公元626年，冲突在玄武门爆发，李建成及其子嗣遭到清除，李渊也被迫交出权力。
朱标的经历看起来最稳，却仍然没有逃过开国太子一脉的命运。他是朱元璋的嫡长子，朱元璋对其始终信任，朱标在东宫二十五年，地位从未真正动摇。
但太子并不轻松。朱元璋性情严厉，君臣之间的宽严之争，也可能让太子承受巨大压力。朱标主张从宽处理案件，朱元璋坚持严惩，父子意见相左时，传话官员甚至不敢置身其中。
洪武二十五年，朱标病逝，年约三十八岁。朱元璋只好立其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并清理蓝玉等功臣，试图为孙辈铺平道路。遗憾的是，真正的威胁并不在功臣，而在分封各地、握有兵力的诸王。
朱元璋死后，朱允炆削藩，燕王朱棣于1399年起兵，经过四年战争攻入南京。朱允炆下落不明，朱标其他儿子也受到牵连。朱元璋希望皇位永远留在朱标一脉，终究没有实现。
这四个太子的共同难题，并不是个人品行简单好坏，而是开国时期权力结构太过拥挤。皇帝、皇后、嫡子、庶子、功臣、宗室，各有功劳，也各有算盘。太子为了稳固名分，往往被留在京城；那些真正握有兵权的人，却在战场和封地积累了声势。
于是，东宫看似安全，实际上缺少足够的实力；旁支看似名分不足，却拥有军队、功勋和支持者。只要皇帝控制力稍有下降，继承秩序便可能被重新改写。汉惠帝、杨勇、李建成、朱标，走的是不同道路，却都被卷入了同一场开国之后最难拆解的权力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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