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盖·多甫拉托夫，1941年生于苏联乌法，在列宁格勒做过劳改营看守、记者、导游，1978年流亡美国，在纽约靠写作谋生，1990年因心脏病去世，年仅48岁。他的作品在苏联长期被禁，直到1989年才陆续“回归”俄国。但他留下的文字里，几乎没有怨恨——他把荒诞写成日常，把流亡写成笑话，把“活着”这件事写得既可笑又值得。他被布罗茨基称为“极具造诣的文体大师”。 今年是多甫拉托夫诞辰85周年。作家出版社S码书房首次大规模引进与出版他的五部作品《妥协》《看守笔记》《异乡女人》《分支》《保护区》。
主编说：
如果你经常被当作“异类”，
如果你感觉自己很孤独，
如果你觉得世界很荒诞，
如果你的这些情绪都无处安放，
请读多甫拉托夫，
他会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
他会让你在会心一笑中释怀，
他会让你看到如何接纳荒诞，接纳自己，从而与世界和解！
——多甫拉托夫作品集主编葛灿红
这五部作品，是五种不同切面的荒诞人生：
有劳改营高墙之下人性的博弈，有现实夹缝之中清醒的妥协，有大洋彼岸无根的流亡漂泊，有落魄文人困顿却不肯低头的凝视，也有中年男女爱恨纠缠的重逢。
五种境遇，同一份内核：不激烈对抗，不美化苦难，笑着看清现实，而后继续生活。
“自由不是与政权作斗争的人，也不是战胜恐惧的人，而是不知恐惧为何物的人。”
“从真相通往真理的路并不平坦。”
《妥协》译者陈方说：重要的不是纠结地妥协，也不是坚决不妥协，而是知道要妥协，然后带着游戏的态度——妥协。《妥协》写的就是这种清醒的低头。
多甫拉托夫做过记者，在爱沙尼亚为苏联报纸写稿。他先写一篇官方定稿的新闻，再写下真实发生的一切——两种叙述之间的裂缝，就是《妥协》。
“几乎任何一个囚犯都适合扮演看守。几乎每一个看守都该坐牢。”
“我没向读者许诺什么奇观。我想让他们照照镜子。”
译者贾长龙说：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被扔进劳改营当看守。每天面对的是杀人犯、惯偷、告密者和疯子。而他居然在那儿找到了朋友，找到了自己，甚至找到了一种活下去的幽默。他会让你在笑出声的同时，后背发凉。荒诞的不是那个地方，是生活本身；而活下去的秘诀，就是学会跟荒诞握手言和。
“很少有人知道，过于顺利的开端其实是一种灾难。”
“有些东西是高于公平的——比如，仁慈。”
译者葛灿红说：如果心不安在，整个世界都是异乡！来看看《异乡女人》玛鲁霞和众多的俄侨们怎么在大洋彼岸折腾自己、折磨他人，怎么在生活无法继续的时候，把它继续下去。
“我们生活在一个荒谬的时代。‘正经人’这个词听起来像一种羞辱。”
“我一生憎恶任何形式的积极行动。“积极分子”这个词在我看来等同于侮辱。我像一直活在被动语态里，消极地随波逐流。”
译者胡晓静说：《保护区》是多甫拉托夫移民前的“最后一站”。一个落魄作家被生活推到普希金保护区，以给游客讲解普希金为生。他身处困顿，却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凝视——他身边的普通人荒诞、可笑、狼狈，却又顽强地活着，“像乡间的杂草”。笑声里藏着忧伤，荒诞中透着温情。写的是一个人的落魄，却照见了我们每个人的琐碎、狼狈而又真实的生活。
“我们拥有自由和青春。而自由加上青春，似乎就叫作爱情。”
“隐藏爱要比假装爱更加困难。”
译者张猛说：旧情人重逢，似乎总离不开五味杂陈的情绪。拜伦在诗歌中吟诵：“他日你我重逢，将以何相贺？以眼泪？以沉默？”王菲也在歌曲中猜想：“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
然而，这样一份时间酝酿的浪漫，在人到中年的达尔玛托夫那里，却成了一滩狗血。擦肩而过未必是遗憾。相见，有时候真的不如不见。
9月19日（周六）14:30-16:30，北京朝阳大悦城9层·中信书店，邱华栋、刘文飞、葛灿红及译者团队将与你面对面，聊聊这些书，聊聊俄苏文学中的“轻”，聊聊多甫拉托夫作品中的“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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