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9月12日爆出猛料：日本内阁官房在2027年度概算要求中，把内阁广报室的经费从7亿日元直接拉到72.3亿日元，相当于上一年的10倍多、前年的18倍多。这笔钱不是用来买广告位，而是用来买叙事权——国内发信强化65亿到66亿日元，海外发信强化约5亿日元，其中还包含专门应对“认知战”的科目。官方解释是“制作更容易传达的广报内容”，但这个说法放在10倍涨幅面前，说服力几乎为零。
把时间线拉出来看，这笔经费的增长轨迹极不自然。2021年度是10.5亿日元，之后一年跌到3.8亿，接着连续3年停在3.9亿，2026年度回到7亿，到2027年度直接跳到72.3亿。前面4年基本原地踏步，然后1年之内翻10倍，这种曲线不像自然增长，更像是一个新项目被硬塞进了预算。
这也不是孤立的一笔账。内阁官房2027年度概算要求总额是3026亿日元，相当于2026年度的约2.7倍，里面还包含国家情报局54亿日元、内阁卫星情报中心约为上一年3倍的要求，以及情报收集卫星相关的1833亿日元。宣传、情报、卫星这三块同时在涨，指向的是同一件事：高市政府正在给“信息能力”单独建账，把舆论操控能力当成国家战略能力来建设。
官房长官木原稔在9月11日记者会上给出的官方口径是：为了就内阁重要政策向各年龄层准确、有效地发信，经济政策、安全保障政策这些与国民生活直接相关的重要政策，必须让人听得到。他还说，按以往的做法已经很难把信息充分送到各年龄层，政府广报的做法有改革的必要。内阁广报室的担当者对媒体补充说，增额部分用于充实发信手段，强化国内发信。
但质疑的声音集中在两个点上。第一，10倍这个幅度没法用“加强发信”解释，一家日本媒体直接把它定性为“对舆论的介入风险上升”。第二，另有日本媒体把这次增额与2022年新冠对策的广报费相比，当时那笔补正预算里的相关经费是104亿日元，也就是说，这次普通年份的常规预算被抬到了接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期的规模。
这段历史必须一起看。2014年第二次安倍内阁时期，内阁广报室曾就一家时尚杂志拟刊登的秘密保护法专题打过电话，广报室当时承认平时就在做社交平台的信息监视。这段记录被重新翻出来，是因为它说明官邸手里这套工具的用法边界一直不清楚——钱少的时候尚且如此，预算变成10倍之后会怎么用，是个现实问题。
第二层的账要算财务省和在野党。2027年度概算要求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是历史最大，财政本来就紧，防卫费在涨、社会保障在涨、宣传费又翻10倍，国会的质询几乎一定会打到这里。在野党要问的是钱的具体去向和投放渠道，是只做政策说明，还是包含国内社交平台的定向投放和舆情分析。
第三层的账要算外部。日方在国际场合替“印太安全”站台，其实是在替美国的地区战略做二次传播，华盛顿当然乐见，甚至一直在推盟国多掏钱。外务省2027年度概算要求总额1兆2165亿日元，是该省历史上首次突破1万亿，五大支柱里明确写着应对日益激烈的认知战。宣传和外交这两条线一起加码，日本对外叙事的产能在这一两年里会明显上一个台阶。
中方的担心也在于此。高市2025年11月7日回答问题时说，如果大陆对动用军舰并且使用武力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会构成“存亡危机事态”，也就是说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中方之后多次要求日本方面收回有关言论，认为中日关系出现严重困难的责任全部都在日本方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一方面在西南诸岛上增加导弹部署，另一方面又把宣传和认知战的预算提高了一倍多，外界可以将这三件事情放在一起考虑。
第一个不符合的地方就是说法和做法不一致。政府声称这笔钱是用来准确传递信息、应对虚假信息的，但是做法却把发信职能集中到了官邸，并且重点投向了国内渠道。集中到官邸就是口径一致，投向国内就是对象是本国选民，两者合在一起，指向的就更像是一种对内的舆论塑造，而不是对外的政策说明。
第二个不符合的地方就是钱的优先级问题。在日本国内的社交平台上，批评主要集中在“该花的钱没有花”的问题上，有人认为这笔钱应该用来支援灾区，也有人认为医疗费用在上涨、宣传费用在增加。共同社、FNN系列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为61.6%，比上个月的62.5%略有下降，不支持率为32.2%，目前还可以维持，但是这样的支出民意基础并不牢固。
如果没有明细监督的话，这笔预算就会被用在中日关系之外的地方，也就是日本国内的舆论生态上。一旦官邸掌握了足够的投放和监控能力之后，媒体和网民的批评空间就会被压缩，涉华负面叙事的投放也会增多，中日两国在舆论场上的摩擦也会加大，日本企业在华经营的政治风险也会随之提高。
如果国会质询之后把规模压下去、要求逐项公开，那么高市政府对外讲故事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修宪和防卫议题的节奏也会变慢，但是停不下来，因为真正推动它前进的是安全政策本身，宣传费用只是配套。换句话说，削减这笔钱的影响是速度和方式的问题，不能改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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