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下旬，辽东本溪前线，肖华刚听完侦察员的报告，便把手里的铅笔放在地图上，许久没有说话。阵地上炮声不断，国民党军正向本溪方向猛攻，指挥所内的人却发现，司令员的神情与往日明显不同。
肖华当时兼任辽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正在组织第三纵队阻击来犯之敌。连续多日的战斗，使每个人都疲惫不堪。参谋见他面色沉重，以为是劳累过度，小声问道：“首长，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
肖华没有回答，过了片刻，只说了一句：“博古同志，是我的救命恩人。”
这句话来得突然，周围的人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眼前是紧张的战局，肖华却提起远在延安的博古，参谋们自然疑惑。见大家不解，他才慢慢说出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也就是博古，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邓发等人，乘飞机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在山西兴县黑茶山一带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消息传到东北时，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这场空难造成的损失极为惨重。叶挺是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者，曾任新四军军长；邓发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保卫工作；王若飞是中共代表和重要领导干部。至于博古，肖华的悲痛还多了一层私人原因。
两人的交集，要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期说起。那时，国民党军不断出动飞机轰炸中央苏区，红军不仅要应对地面进攻，还要设法研究敌军的武器装备。
有一次，一枚敌机投下的炸弹落在红军活动区域，没有发生爆炸。对战场上的普通人来说，这是一件危险物品；对当时条件十分有限的红军兵工部门来说，它却可能成为研究和仿制的重要样本。
炸弹被发现时已是夜间，如何看管、如何转运，都存在风险。有关方面下达了严厉命令，要求任何人不得靠近，等待专门人员处理。那时，李德在军事指挥体系中拥有很大影响，这道禁令自然没人敢轻视。
偏偏年轻的肖华起了好奇心。
当时的肖华只有17岁，却已经担任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少年干部身处战火之中，既有经验不足的一面，也有旺盛的求知欲。他趁人不注意，靠近那枚炸弹，想看看这种从飞机上投下的武器究竟是什么模样。
事情很快被执勤人员发现。肖华见势不妙转身就跑，虽然当场没有被抓住，但经过排查，身份还是被查明。按照先前的命令，靠近炸弹者要受到严厉惩处，保卫部门于是准备将他押解处理。
关于这段往事，后来流传着不同的叙述，细节或有出入，但核心情节大致相同：年轻的肖华因违反禁令而陷入险境，博古恰好遇到押解他的队伍。
博古问清原因后，当即表示反对。他认为，肖华年纪尚轻，只是出于好奇靠近，并没有造成事故，不能把严厉命令机械地执行到底。革命队伍正处在艰苦时期，干部和战士都十分宝贵，处理问题更应当看事实和后果。
据相关回忆，博古曾当面说道：“他还是个孩子，不能因为看了一眼炸弹就把人处置了。”
在当时的组织体系中，博古的意见具有决定性作用。保卫人员随后改变了处理方式，肖华因此保住了性命。对一个17岁的年轻人而言，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宽宥，而是从死亡边缘被拉了回来。
多年以后，肖华身居辽东前线，听到博古在空难中遇难的消息，情绪久久不能平静。战事再紧，他也没有把这件事当作寻常的干部牺牲看待。对他来说，博古不仅是党的领导同志，更是曾在关键时刻救过自己性命的人。
延安为遇难同志举行悼念活动时，肖华身在东北，无法亲自前往，便托人敬献花圈。那份花圈所寄托的，不只是对一位重要领导人的哀悼，也包含一个年轻战士对救命之恩长久不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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