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湖南韶山，毛泽东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走出故居后，他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在下屋场附近停了下来，目光落在一户熟悉的院门上。那是童年伙伴邹普勋的家。几十年过去，院墙还是旧日模样，屋里的人却已经换了。

毛泽东问起“亨二哥”，旁边有人轻声回答：“亨二阿公已经不在了。”这个消息来得突然，他沉默了一会儿，惋惜地说：“他才67岁，还可以多活几年的嘛。”

邹普勋有两个儿子，邹长卫和邹红卫。兄弟俩赶到毛泽东面前，介绍父亲生前的情况。毛泽东仔细看着邹长卫，说：“你长得有些像你的父亲。”说完，他的神情明显低沉下来。

他想起的，并不只是一个故人的名字，而是韶山私塾里那个顽皮的孩子。邹普勋小名“亨二”，乡亲们还给他起过“皮蛋”的绰号。这个称呼并非什么雅号，只因他小时候淘气、贪玩，常常弄得一身脏，鼻子上的污迹也用袖口随手一抹。

毛泽东八岁左右进入邹培春开办的私塾，邹普勋正是邹先生的儿子。两人年纪相近，一同读书，也一同放牛、砍柴。课余时，他们摘板栗、捉迷藏，偶尔为一点小事争执几句，转眼又凑到一起玩。

有意思的是，两个孩子的兴趣并不完全相同。毛泽东喜欢读《水浒传》《三国演义》，常把书中故事讲给同伴听，孩子们一下课便围过来。邹培春讲授四书五经时，学生们多少觉得枯燥，毛泽东讲故事时，课堂外却格外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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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培春看出毛泽东悟性很高，自己所能教的内容已经难以满足这个学生。后来，他对毛泽东的父亲说，润之的学问已经超过自己，不能让孩子耽误下去。毛泽东晚年回忆这位老师时，也承认自己小时候顽皮，曾经和邹先生“对着干”。

少年伙伴走上了不同道路。毛泽东外出求学，逐渐投身革命；邹普勋则学了石匠手艺。1925年，毛泽东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时，曾在农民讲习活动中见到邹普勋。那时的邹普勋已经是石匠，听讲十分认真，后来参加了当地革命活动。

革命环境很险恶。毛泽东离开韶山后，邹普勋因参加革命受到牵连，生活长期艰难。为了养家，他常年凿刻石碑，石灰粉尘侵入肺部，逐渐患上肺病。药费耗尽，病情却没有根本好转，家里的日子越过越紧。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北京见到从韶山来的亲人毛泽连，谈话间问起“亨二哥”。听说邹普勋身体不好、生活困难，他立即托人了解情况，并让表弟李柯代写报告，向地方反映邹普勋参加革命和患病的经历。

1949年11月28日，毛泽东给邹普勋写信，内容很短，却把牵挂说得明白：“听你身体不大好，甚以为念。希望你好生保养，恢复健康。”信中还附了一百元钱。对一个长期贫困、无力医治的石匠来说，这笔钱并非象征性的问候，而是实实在在的帮助。

1950年5月15日，毛泽东又分别致信邹普勋和毛宇居，询问他的家庭人口、劳动能力与生活困难程度，并请毛宇居酌情接济。地方核查档案后，邹普勋获得了相应照顾，生活才稍稍稳定下来。

毛泽东对这位老友的关心，并没有停留在书信上。1951年，他托人捎去钱物；1952年，又邀请邹普勋到北京相见。邹普勋到达后，毛泽东安排他参观北京名胜，还在他肺病发作时送他到医院检查。

分别时，毛泽东准备了苹果、药品和钱物。邹普勋觉得药品贵重，不愿收下，毛泽东劝道：“这种东西我从来不用，你身体虚弱，需要它。”这番话没有官场辞令，仍是儿时伙伴之间的说话方式。

1954年，邹普勋再次到北京。毛泽东没有大办寿宴，只请老朋友吃了一顿便饭，还说自己一向不主张祝寿，老朋友见面，叙叙旧更合适。那种相处方式，和两人的身份变化形成鲜明反差。

回到韶山的毛泽东站在邹普勋家门前，往事忽然有了具体的形状。他转身对邹长卫说，过去常和他父亲打牌，“他还偷我的铜角子哩！”一句乡间玩笑，既是回忆，也是对故人的确认：那个会淘气、会耍赖、会把铜角子悄悄拿走的“皮蛋”，一直没有从他的记忆里消失。

回到住处后，毛泽东安排韶山老革命吃饭，拟定名单时又想起邹普勋，便吩咐把他的两个儿子一并请来。宴席名单里没有邹普勋本人，却留下了这个老友最后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