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表面来看是秦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的储位之争，实际上是唐高祖李渊对秦王李世民这个开国第一功臣的清洗引发的反清洗，最后是开国第一功臣李世民获胜。
唐高祖李渊对于秦王李世民其实是早有防范，而且都不能说是只限于防范，而是开国以后便开始有意识的削弱李世民的势力。
像武德二年（619年），开国功臣之一的刘文静被杀，表面原因是因为与另外一位开国功臣裴寂的斗争，并且是被诬陷，实际原因是刘文静当时已经站队李世民，可以说是辅佐李世民的第一号人物，因此李渊和裴寂达成共识，要剪除李世民的羽翼。
还有李世民经营山东期间，凭着“于管内得专处分”的特权，公开与李渊的命令对抗，在山东是大肆扩张自己势力，从这里可以看出，李世民也并非白莲花，他也不是省油的灯，是早有图谋。
李渊同样也不是省油的灯，不会容许皇权被如此挑衅和侵犯，所以他的反应是对身边心腹说道：“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
从此李世民的待遇是“恩礼渐薄”，换个说法就是他开始被李渊削弱势力。李建成和李元吉则是得到“恩宠”，也就是说李渊采取的方法是，自己在幕后当好人，让这两个儿子去削弱李世民。
此后在李渊和李建成与李元吉三人的共同发力之下，李世民一步步被架空。
一是重要的军事讨伐，已经轮不到李世民，被李建成和李元吉取而代之。
这样造成的最直接后果就是，玄武门之变前夕，李元吉借着领兵拒突厥的机会，大肆征调秦王府精锐，要彻底将李世民架空成为案板上的鱼任人宰割，所以李世民铤而走险发动了玄武门之变。
二是在李渊的支持下，李建成和李元吉开始瓦解李世民的秦王府势力。
房玄龄和杜如晦两个大谋士被逐出秦王府，尉迟恭、段志玄、李安远等秦王府大将被用金帛招降，事不成就大加排挤，尉迟恭因此被下过诏狱，程知节则是要被外放到康州担任刺史。
三是李建成和李元吉大肆扩充势力，已经明显强过亲王府势力。
李建成是“私召四方骁勇，并募长安恶少年二千馀人，畜为宫甲，分屯东宫、左、右长林门，号为长林兵。”李元吉则是“募壮士，多匿罪人。”
正所谓此消彼长，秦王府势力被打压，太子李建成的东宫和齐王李元吉的齐王府势力则是快速膨胀，在京城的力量已经明显超过秦王府，更不用说唐高祖李渊还掌握长安的兵权，不说其他，光是玄武门之变时，宫廷的禁军力量，就足以碾压秦王府的部众。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秦王李世民的死局基本上已经定了，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可以开香槟庆祝一番了，看得出来李渊的水平还是很高的，既稳打稳扎的即将成功清洗开国第一功臣，又不用背负骂名，并非昏庸无能之主。
不过李世民毕竟是唐高祖李渊的嫡次子，所以最后一刻李渊不好意思直接出手，那样显得他太薄情寡义，正是这么一犹豫，让久经沙场的李世民争取到关键时间，他告发李建成和李元吉淫乱后宫，使得李渊大为惊愕，下令第二天兄弟三人当面对质。
李世民争取下宝贵时间以后，自然是召集秦王府旧部，想要孤注一掷的发动玄武门之变，他的旧部与他属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自然支持他发兵。
正常情况下，即使李世民可以鼓动秦王府的人发动玄武门之变，但匆忙之下，只发动了八百人，面对唐高祖李渊、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三方势力根本不够看，是赢不了的。
偏偏李世民早有准备，镇守玄武门的常何，表面上是太子李建成的人，实际上是他的人，所以他在这个关键地方赢得先机。
同时他出手狠辣，丝毫不拖泥带水，在杀掉李建成和李元吉以后，让尉迟恭尉手提二人首级示众，使得本来打的挺起劲的东宫和齐王府的士兵溃散。
又派杀气腾腾的尉迟恭明面上进宫“护卫”李渊，实则是逼宫，眼见情况不妙的李渊是吓得跑到海池泛舟，但依旧躲不过尉迟恭，最后他审时度势，只能是乖乖交权，发布敕令，命令各军一律接受秦王李世民的统领，如此关键的禁军也落入李世民之手，成功完成了绝地反击。
整体来说，李渊不只是早对李世民有防范之心，甚至早就有预谋的一步步削弱他，在玄武门之变前夕，他已经获得绝对的优势。
结果没想到儿子李世民可是常年在沙场厮杀之人，在关键的时刻，找到关键的点，发动了关键的玄武门之变，并且将关键人物李渊和李建成与李元吉各个击破，完成了逆袭。
只能说李渊是机关算尽，只是在最后一步棋差一着，如果他的对手不是李世民这种有勇有谋的狠人，他不阴沟里翻船，换成一般人，早就顺利收拾了，那么他的评价也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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