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20日，北京八宝山，洪学智将军的遗体告别仪式举行。消息传开后，前来送行的人远不止军队干部和老战友，还有许多普通群众。有人从吉林长春赶来，举着横幅站在人群中，上面写着：“老将军一路走好，给您磕头了。”
这位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老将，生前却一再交代后事：不大办追悼活动，不安排遗体告别，骨灰送回安徽金寨老家。他还说，自己没有什么遗产，留下的只有1955年获得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希望交给孙子洪恺，让孩子记住爷爷走过的路。
有意思的是，洪学智真正打动普通人的地方，并不只在战场上的功勋，而在离开军队之后，仍然把目光放在柴米油盐上。
1960年初春，洪学智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来到吉林。5月21日，他出任吉林省农业机械厅厅长。长期从事军事工作的他，对农业机械并不熟悉，却没有摆资格，而是带着干部和技术人员跑遍各地，钻田间、进车间，路上累了就在车里眯一会儿。
时任吉林省委书记吴德曾把自己的伏尔加轿车让给他使用。洪学智没有客套推辞，因为他清楚，这辆车能让自己更快到基层，也能多看几个地方。
当时生活并不宽裕。老部下任荣得知洪学智一家在东北，曾送来一麻袋黄豆。洪学智没有把这份物资留给自家，而是分成几份，除了一小部分寄给北京的孩子，其余送给厅里家庭困难、孩子较多的职工。
1962年，洪学智调任重工业厅厅长。一次，他走进职工筒子楼，楼道里烟雾呛人。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蹲在门口摆弄煤炉。
“怎么烟这么大？”
老人头也没回：“煤炉子不冒烟，还叫煤炉子吗？”
洪学智没有发火，只问清煤炉长期冒烟的情况。回去后，他找来基建部门，调出旧楼图纸，协调有关单位，从附近楼房接出管道，为筒子楼通上煤气。旧楼改造并不容易，但他没有把困难推回去。
那位老人后来才知道，来家里询问的人竟是厅长。她拍着腿说：“这是个好干部，咱们不能忘。”
他的司机张守信家里同样困难，妻子身体不好，几个孩子年纪又小。洪学智工作不久便摸清了情况。第一个月发工资时，他从信封里拿出20元钱塞给司机。
“这是给孩子们的，拿回去用。”
张守信不肯收，洪学智却坚持道：“以后每个月都从我工资里拿20元。”
这笔钱，他让妻子张文长期交给张守信。四年相处下来，张守信始终记得这份照顾。
1970年10月，洪学智被安排到金宝屯胜利农场劳动。那时他穿着褪色的蓝色中山装，刚进豆腐坊时，许多人只把他当成普通农民。相处一段时间后，大家发现，这位“大个子”说话实在，做事也不躲，便亲切地叫他“老洪头”。
一次秋收结束，洪学智看到一名妇女挎着菜筐在前面奔跑，身后还有人拿着枪追赶。原来，农场规定不准百姓下地捡拾遗粮，必须等土地翻耕后才能处理。可当地群众口粮紧张，地里剩下的粮食若不捡，很快就会烂掉。
洪学智听完，当即找到农场干部：“老乡捡的是剩粮，不是糟蹋粮食。这个规定不合理，就该改。”
对方说要回去研究，他摆了摆手：“不用拖，群众要靠这些粮食过日子，政策不能只看手续。”
不久，农场允许群众进行“小秋收”。十几年没有改变的规定，就这样被一位下放干部推动着改了。
1974年8月，洪学智调任吉林省石油化工局局长。他没有接触过石油工业，便买来相关书籍，带着蜡烛和马灯住进扶余油田，向工人和技术人员请教。油田青年能吃苦，却因户口和粮食问题难以成家，人员流动一直很大。
洪学智没有停留在口头安慰上。他想到，解决油田职工的粮食供应，不能只靠临时调拨，于是选定洮儿河农场，奔走于北京、吉林和农场之间，推动农场划归扶余油田管理。
有了土地，工人可以种粮，油田也逐步建立起稳定的生活保障。工人队伍稳住了，生产积极性随之提高，扶余油田的年产量由几十万吨增加到一百多万吨。
1977年8月，洪学智重新回到中央军队工作。离开长春那天，石油工人和农场职工挤满了院子。有人送喜糖，有人握着他的手不松开。他临行前还惦记着农场里的老同事，嘱咐年轻人帮忙照看困难职工，连床下那双水靴，也交代送给一位生活不便的人。
战场上的洪学智，善于统筹后勤；到了地方，他把这种能力用在粮食、住房和生产上。官职有高低，工作有难易，他反复说过一句话：“到哪里都行，只要有工作干就行。”
八宝山那天，人群没有按照通知上的身份排列。老部下来了，工人来了，长春来的群众也来了。许多人没有见过战火中的洪学智，却记得那个走进筒子楼、农场和油田的“老洪头”。四年后，那些被他照顾过的人，仍有人提起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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