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初春，北京西山，叶剑英与张爱萍面对面坐着。窗外寒意未退，屋内没有客套。叶剑英开口便问：“怎么了，这么不支持我的工作？”张爱萍没有立刻回答，只是抬手按了按胸口。

这场谈话的分量，不在于一句责问，而在于两位老将都清楚，当时的国防科技事业，正处在重新起步的关口。许多计划被耽搁，科研队伍人心未稳，关键工程缺少能够拍板的人。

张爱萍并不是不愿工作。恰恰相反，他对国防科技有着很深的感情。问题在于，长期遭受冲击后，他的身体已经明显恶化，腿部旧伤未愈，心脏也出现了严重问题。重新担任要职，意味着高强度工作、频繁出差，还要承担各种复杂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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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张爱萍结束长期审查，身体状况并不好。几年之后，他在公开场合露面，面对老战友的问候，仍显得沉默克制。那段经历留下的，不只是伤病，也让他对重新回到重要岗位多了一层谨慎。

1975年，中央考虑让他主持国防科技工作，他一度以治病为由推辞。叶剑英没有硬逼，而是不断把相关材料送到他手中：卫星试验、导弹研制、火箭发射，每一份文件都在说明一个事实，岗位可以暂时空着，工程却不能无限期等待。

叶剑英看得很明白。国防科技不是普通部门，技术链条一旦中断，损失往往不是补几份文件、拨几笔经费就能追回来的。科研人员需要明确方向，试验项目需要连续推进，重大工程更需要有人在关键处承担责任。

有一次，两人谈到返回式卫星和运载火箭任务。叶剑英问得很直接：“再这样拖下去，工程怎么办？”张爱萍沉默片刻，只说：“身体确实不行。”这不是推脱，而是实情。那时他的病情已经影响日常行动，走路常需扶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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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科研人员眼里，张爱萍仍是那个敢于到现场、敢于听实话、敢于当场决定的老首长。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5年导弹研制取得重要进展，1966年导弹核武器试验完成，许多关键节点上，都能看到他强调现场调度和协同配合的作风。

这种作风，说到底就是不把问题留在纸面上。设备出了故障，去看设备；方案存在争议，找技术人员当面谈；进度落后，追问原因，而不是只听汇报。对当时的国防科研系统来说，这样的领导方式尤其重要。

1976年10月，局势发生重大转折。新的政治环境刚刚形成，百废待兴。叶剑英首先想到的，仍是国防建设。经过长期动荡，恢复科研秩序、保护技术骨干、重新安排重点项目，已经不能再等。

1977年春节后，叶剑英先派人去做工作。张爱萍听完，只托来一句：“替我谢谢叶帅。”这句话既没有明确答应，也没有彻底拒绝。叶剑英于是决定亲自谈。

西山那次会面，才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问话。张爱萍说自己心脏不好，叶剑英没有继续纠缠病情，而是把话题转到工程上：“洲际导弹停在那里，你不心疼吗？”这句话分量很重。它没有否定张爱萍的困难，却提醒他，国家的重大任务同样需要有人承担。

张爱萍低头想了一会儿，回答：“服从组织安排。”话不长，决定却很重。对一个病中的人来说，这不是一句简单表态，而是重新把个人身体、家庭顾虑放到国家任务之后。

任职后，他没有先忙着整理办公室，而是到国防工业和科研单位了解情况。材料供应、设备维修、试验场建设、人员调配，问得十分具体。有人担心他的身体，劝他少操心，他却说：“工作不能只看舒服不舒服。”

科研系统随之逐步恢复秩序。被耽搁的项目重新排定计划，技术人员得到更稳定的工作环境，许多工程开始从争论转向试验。1978年以后，通信卫星、导弹和运载火箭等领域陆续取得进展，国防科技建设重新出现连续推进的局面。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进行全程飞行试验，导弹从西北地区发射，飞向南太平洋预定海域，飞行距离超过九千公里。这次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在洲际弹道导弹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张爱萍长期推动的工程，终于跨过了关键门槛。

叶剑英与张爱萍，一个善于统筹全局，一个习惯盯住现场；一个耐心做工作，一个说话直来直去。两人的相处，并非没有分歧，却有共同的底线：国防科技的事情，不能因个人得失而停摆。

1987年，张爱萍退居二线。离开工作岗位前，他交代身边人员，技术资料要整理好，时间顺序不能乱，重要文件不能散失。这样的叮嘱很像他的性格，少有修饰，只有对工程和责任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