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县城钳工基础技术速成班里，一个穿着旧棉衣的年轻人埋头听课。他本来正在休探亲假，却把难得的回家时间用来学钳工。父母有些不理解：“回来一趟，怎么还不歇着？”他解释了很久，才让老人明白，自己不是闲不住，而是想把部队的活干得更扎实。
半个月下来，他的体重从62公斤降到52公斤。这个数字未必能说明全部问题，却能看出他确实下了苦功。木工之外，他又学钳工、水暖、焊接和营房维修，路子越走越宽，手上的活也越来越杂。
这名年轻人来自一个偏远山村。家里经济拮据，母亲常年患病，父亲也被繁重劳动拖垮。高中尚未毕业，他便到县城木器厂谋生。靠着肯吃苦，他从学徒做起，逐渐掌握木工技术，还摸索出一些五金修理本领，后来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
那时，他每月收入有千把块，在当地已经算不错。厂长看重他，同事也认为他留在木器厂，迟早能当上车间负责人。偏偏就在这时，他作出了一个让旁人费解的决定。
1991年12月征兵开始后，他没有把想法告诉家人，悄悄参加体检。结果合格，随后穿上了军装。对他来说，木工是一门谋生手艺，参军却是早就放在心里的愿望。雷锋、董存瑞等英雄人物，影响了他的职业选择。
新兵训练并不轻松。近百天的摸爬滚打，让他明白，部队里的本领不能只靠口号，必须落到每天的工作上。有人想学汽车驾驶，他也曾动过这个念头，可领导了解他的木工基础后，把连队修缮工作交给了他。
第一项任务，是修复一批年久失修的课桌。他没有把这当成普通杂活，而是逐件检查、拆解、加固。能够修复的课桌有100多件，无法恢复原样的木料，则改制成210多张方凳。东西虽不起眼，却直接关系到官兵的学习和生活。
有意思的是，院内施工队的包工头很快注意到他，主动提出：“退伍后来我这里，一个月给你1000块。”见他没有答应，对方又加到1500块。他仍然摇头：“要是只为挣钱，当初就不来当兵了。”包工头听完，竖起大拇指，说：“你是个好兵。”
1994年休假期间，他自费参加钳工培训。平时在部队，白天工作忙，便利用晚上的时间读书。有时为了不影响战友休息，他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看资料。一次机关检查，他差点被发现，原因不是看闲书，而是在钻研维修知识。
部队改造车库时，他主动承担铁大门和铁水箱的加工任务。两个月里，他和战友加班赶工，为单位节省了数万元经费。厕所堵塞、营具损坏、门窗松动，只要属于维修范围，他往往都愿意接手。有人劝他：“现在讲市场效益，差不多过得去就行了。”他没有接受这种说法。
1997年12月，新兵训练即将开始，他却突然发起高烧，体温达到39度。领导明确要求他休息：“身体要紧，工作等病好了再说。”可新兵连急着使用一批小凳和床板，整个大队又只有他一名木工。
他瞒着医生回到操作间，连续干了三四天，把营具赶在新训开始前修好。代价也很明显，病情随后加重，只能住院休养。不得不说，这种拼劲值得肯定，但带病硬撑并不是科学做法。那一代军人常把责任看得很重，有时甚至把身体也排在后面。
军营里的技术岗位并不显眼。没有掌声，任务却很具体：一张床板、一扇铁门、一段水管，都不能因为不起眼就敷衍。凭着持续学习和反复实践，他做出的木制品渐渐兼顾牢固与美观，战友们称他为“军中鲁班”。
感情和前途也曾摆在他面前。1994年底，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姑娘得知他在部队干木工，态度很快冷了下来。一起入伍的老乡，有人提干，有人进军校，也有人退伍经商，而他依旧是一名普通士兵。
退伍战友来信劝他回地方发展，原木器厂厂长也希望他回去当车间主任。厂长得知他不愿离开后，忍不住说：“你这人，真是榆木脑袋。”这句话带着惋惜，也带着不解。
他没有争辩。木器厂能给他收入，施工队能给他更高的报酬，可他认定自己既然选择了军营，就应把木工和维修技术用在部队需要的地方。有人笑他不会算账，他只说：“我愿意做一颗不生锈的螺丝钉。”那张旧木桌、那批修好的床板，留下的正是这句话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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