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空军礼堂里，刘亚楼刚走进会场，目光便停在了前排几位高级军官身上。原本准备作报告的他没有立即落座，而是沉下脸说：“大校以上军官，请先出去。”会场一时安静下来，许多人还没弄明白，司令员为何突然发火。
这场报告的缘起，是刘亚楼率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归来。那次出访，他看到的苏联，已经不是十多年前求学时的样子。军队建设、工业生产和国防体系，都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回国途中，他就在考虑，怎样把这些见闻讲给空军基层官兵听。
有意思的是，按照当时机关安排，首长作报告往往先从级别较高的干部开始，再逐级传达到基层。刘亚楼却提出，报告不按这个顺序来，先讲给基层官兵和职工听。他认为，真正承担训练、维修、警戒和后勤工作的人员，更应该直接了解外部情况。
这一安排传到执行层面后，出现了偏差。有人以为，既然是空军系统的报告，各级干部都可以参加，于是大校以上军官也被安排进了会场。等刘亚楼进门时，前排已经坐了几位高级干部，而不少基层人员反倒只能站在后面。
刘亚楼看了一眼座位，语气很重：“这是给基层同志作的报告，不是干部会议。”随后，他再次要求大校以上军官离开会场。几位军官没有争辩，起身走了出去。场面虽不大，却把他的用意表达得非常清楚：这一次，位置要让给最需要听报告的人。
这件事并不是刘亚楼单纯讲究形式。作为空军司令员，他很清楚，一支新建军种能不能站稳，不能只靠少数将领熟悉情况，更要让广大官兵知道建设目标，明白训练为何而抓、装备为何而学。空军的发展，离不开飞行员，也离不开地勤、通信、机械和保障人员。
刘亚楼早年的经历，使他格外看重学习。1910年，他出生于福建武平一带，少年时期曾在福建省立第七中学求学。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没有完成中学学业。但文化基础和勤于钻研的习惯，后来一直伴随着他的军旅生涯。
参加革命后，刘亚楼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军事干部。他做过政治工作，也在部队实践中显示出较强的组织和指挥能力。能做思想工作，又懂战术指挥，这种复合型能力在红军发展过程中十分难得。
1939年，刘亚楼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训练，重点不只是课堂知识，还包括战役组织、兵种协同和大兵团指挥。对当时的中国军队来说，这些内容尤其重要，因为国内长期处于分散作战环境，系统掌握现代军队作战方法的干部并不多。
在苏联期间，他努力学习俄语，也认真钻研军事理论。语言不熟，就多听、多问、多记；课堂上遇到疑问，便直接请教教官。这样的学习方式谈不上轻松，却很有效。1945年回国后，他带回来的不仅是书本知识，还有对现代军队组织体系的整体认识。
抗日战争结束后，刘亚楼进入东北工作，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参与部队整编和作战指挥。东北战场规模扩大后，部队协调、后勤调度和兵力使用都变得更加复杂，他在参谋岗位上的作用逐渐显现出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开始筹建人民空军。刘亚楼被任命为空军司令员，面对的是一项几乎从零起步的任务。飞行员从哪里来，航校如何办，飞机如何维护，地面指挥怎样建立，每一件事都缺少现成经验。
他的办法很实际：先办航校，抓紧培养骨干；同时从陆军中选调有文化、有组织能力的干部，经过训练后充实空军各个岗位。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人民志愿军空军从实战中摸索经验，逐步提高作战能力，这与此前持续推进的航空人才和地面保障建设密不可分。
1955年授衔时，刘亚楼被授予上将军衔。两年后，他把访苏见闻带回空军，却没有选择先向高级干部作报告，而是把基层官兵摆在前面。那场礼堂里的短暂插曲，正是他一贯工作作风的体现：规矩可以调整，工作的重点不能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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