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6月中旬，香港谈判现场，陈佐洱接到北京打来的紧急电话。电话那头，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告诉他，中央要求中英双方尽快解决驻港部队先头人员提前进港的问题，时间只有一周左右。
这不是普通的技术磋商。香港回归在即，政权交接、驻军更替和社会秩序，都必须衔接得严丝合缝。偏偏中方在重新核对防务安排时发现，原方案存在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缺口。
按照原定计划，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要在7月1日零时以后，从深圳等地分批进入香港，再前往各自营地。部队数量较大，车辆、装备和路线又需要协调，全部抵达可能要耗费两三个小时。
这意味着，英国驻军撤出后，香港防务并不能立即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整接替。哪怕只有片刻空档，也可能被外界放大，更不符合中方对香港防务交接的基本要求。
问题找到了，解决却不简单。
中方提出安排一支规模有限的先头部队，在回归时刻前后进入香港，提前接管部分营地，确保7月1日零时起防务责任能够连续。英方却担心，这会影响撤军安排和英国方面的政治观感，因此没有立即接受。
陈佐洱抵达香港后，面对的是一场时间紧、分歧大的谈判。英方代表一开始便说明，此次会议只是听取中方介绍，并不意味着进入正式磋商。中方提出的人员数量、车辆配备和驻扎地点，也被英方认为需要重新说明。
争议最尖锐的地方，是装甲车辆能否随先头部队进入香港。英方认为，这类车辆容易造成不必要的紧张；中方则认为，先头部队既然承担防务职责，就不能只带人员而缺少必要装备。
有意思的是，突破口恰恰出现在这个争议上。一次会谈间隙，陈佐洱向英方代表包雅伦追问：“如果不带装甲车，先头部队能否从口岸进入？”
包雅伦没有当场答复，只说：“我回去请示。”
这句话虽然简短，却说明谈判出现了可操作的空间。陈佐洱随即向北京报告，中方同意在装甲车辆问题上作出灵活处理，但前提是先头部队必须能够按时进入指定地点。
人员和营地，又成了新的难题。中方原本希望先头部队进入多个重要军营，包括位于香港市区的威尔斯亲王大厦。英方不愿中国军队在其撤离前出现在繁华区域，担心影响撤军仪式和军队形象。
双方来回拉扯。中方认为，只进入部分营地已经是有取舍的安排，如果连关键指挥地点也不能接管，那么提前进港就难以达到防务衔接的目的。为推动谈判，陈佐洱提出减少人员规模，把原先设想的数量进一步压缩。
谈判桌上寸步不让，私下沟通却没有中断。经过连续磋商，双方逐渐摸清了彼此的底线。中方需要的是防务责任不留空档，英方看重的则是撤军过程不失体面。两者并非完全无法兼容，关键在于怎样设计交接方式。
一次会议结束后，陈佐洱和包雅伦没有立即离开。他们走到楼梯附近，见会场工作人员正在整理文件和物品，便在旁边一间堆放杂物的储藏室里坐下继续谈。
储藏室很小，光线也不足，周围堆着杂物。没有正式会场的桌牌，也没有大段发言，包雅伦直接询问中方还能作出哪些调整。陈佐洱经过考虑，提出两项方案：放弃让先头部队进入九龙闹市区一处军营，同时继续压缩人员数量。
这场非正式谈话没有留下轰动场面，却改变了谈判节奏。随后举行的正式会谈中，双方在营地安排上逐步达成一致，先头部队人数也从较大的方案缩减到509人。这个数字接近中方原定底线，既满足基本防务需要，也降低了英方的心理压力。
人员问题解决后，中方大校杨建华又提出一个关键设想：把两国驻军防务交接放在政权交接的同一时段进行。这样一来，英方不必面对提前数日公开撤军的尴尬，中方也能在回归时刻完成防务接替。
这个办法得到英方认真考虑，并逐级向伦敦报告。双方经过反复确认，最终确定先头部队提前进入部分营地，其他部队则按照统一安排在回归后陆续到位。
1997年6月30日深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正在进行。23时56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先头人员进入营房，谭善爱中校代表部队宣布接管：“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
两名解放军士兵随后走向营房门口，完成换岗。零时钟声到来时，香港防务已经有人负责，原本可能出现的两三个小时空档没有发生。那间不起眼的储藏室，也因此成为这项安排被敲定的特殊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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