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北京南锣鼓巷，安林把三轮车停在老位置，车把上的五只铃铛被风一吹，叮叮作响。那时胡同游刚刚兴起，游客还没有后来这么多，可不少人已经认准了这位皮肤黝黑、说话带京腔的车夫。
他的车很特别。
别人家的车多是红色篷顶，他的车却用杏黄色。车把上挂着五只铃铛，中间摆着一条小龙，取“五福捧寿”的意思；车尾镶着八卦图，车身两侧各有一只貔貅。安林解释，貔貅只进不出，提醒自己做事不能贪。
这辆车不只是代步工具，更像一块活动的老北京招牌。游客坐上去，目的地还没到，故事已经开讲。
“南锣鼓巷过去叫罗锅巷，因地势中间高、两头低，后来觉得名字不雅，才改成了现在的叫法。”
安林讲得不急。经过齐白石旧居，他能说几句画坛掌故；到了后门桥，又会提到万宁桥和北京中轴线。说到“内九外七皇城四”，他干脆拿出纸笔，画出老城的大致轮廓。复杂的城门、街道，经他一解释，便有了方向。
他对北京的熟悉，并非专门背出来的导游词。
安林从小生活在南锣鼓巷一带。据他自己讲，家族祖上姓爱新觉罗，属于清代宗室旁支。旧时这一带住过不少王公贵族，家族也曾被人称作“贝勒家”。不过，所谓“贝勒”更多是后人对其宗室身份的称呼，并不等于安林本人真正承袭过贝勒爵位。
王朝结束后，身份自然不能当饭吃。安林这一支没有留下显赫家产，靠着父辈照料，才勉强维持生活。年轻时，他跟父亲学木工，每月工资七十二元，日子不算宽裕，却也能养家。
变化发生在1980年代初。母亲患上食道癌，原有收入很快捉襟见肘。安林下班后挨家饭馆询问，愿不愿意让他帮忙刨菜墩。每天多挣十几二十元，常常要忙到深夜。
后来有人告诉他，蹬三轮能挣钱。安林拿出两个月工资，买来一辆旧三轮，自己刷漆、修整，擦得干干净净。1981年，北京市交通部门恢复人力三轮车运输，为不少普通人增加了谋生门路。
1982年夏天，他第一次出车，把车停在西单商场附近。那天干了十二个小时，挣了七十五元，收入几乎顶得上过去一个月的工资，同行便给他起了“七张半”的诨名。木匠活就此放下，三轮车成了他几十年的饭碗。
那时候的北京，公共交通不像后来这样方便。汽车少，出租车更少，市民出门常靠自行车。三轮车速度不快，却能装行李，还能让乘客一路看看街景，因此颇受欢迎。
有一趟活，安林至今记得。乘客从东四去机场，连人带行李谈好三百元。他从上午十点蹬到下午两点，遇到三元桥上坡，车子实在上不去，便找来粗绳拴住车身，像纤夫一样，一步步把车拉上去。
那时他年轻，累完回到胡同，吃一碗刀削面，喝一瓶二锅头，歇过片刻还能继续出车。风吹日晒留下的黑脸，反倒成了他的标志。
后来，北京道路、地铁和高架逐渐增多，三轮车的用途发生变化。安林也曾搬进高楼，但住不惯，觉得房间四四方方，邻里之间少了胡同里的照应。1990年代什刹海一带兴起胡同游，他又回到熟悉的街巷。
他的收费很固定，每小时一百五十元，不讨价，也不随意加价。“我值这个价。”这句话听着硬，却有他的道理：车况、路线、讲解和服务，都明明白白摆在乘客面前。
他还有自己的规矩。约好四点却五点才到，哪怕客人解释是和熟人聊忘了时间，他也不再接单，只说：“做人得讲信誉。”
收车时间到了，他绝不拖延。一次下午四点多，几名游客赶来搭车，安林已经准备收工，便把客人介绍给旁边一位车夫。他知道对方一天还没开张，便说：“外地来讨生活，都不容易。”
在车夫之间发生争执时，大家也愿意找他评理。他不偏袒熟人，谁有错谁认，过错方请大家吃顿饭，事情就算揭过去。胡同不大，低头不见抬头见，生意可以竞争，做人不能失了分寸。
年纪大了，安林后来给三轮车加装电瓶，减少蹬车的负担。儿女和朋友劝他歇着，他却仍按固定时间到南锣鼓巷。对他而言，车已经不是单纯的谋生工具，而是一把打开老城记忆的钥匙。
1995年，节目组拍摄时注意到这辆装饰独特的不锈钢三轮，称它为“北京第一车”。这个称呼传开后，安林和他的车便成了南锣鼓巷一道特殊的风景。只要车铃响起，老爷子便又开始讲那些从胡同、桥梁和旧门楼里流传下来的北京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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