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我把辞职报告递上去的时候,郑局长连眼皮都没抬,只说了一个字:“放那吧。”
七年了,我在水务局干了七年,换了三任局长,郑局长是第四个。他来的第一天就找我谈话,说“小陈,你能力强,但要注意方式方法”。从那以后,我写的方案被否,我跑的项目被卡,我带的团队被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把辞职报告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打印,签字。七年来经手的每一笔水利工程款、每一条河道的清淤数据、每一座水库的加固记录,全部整理归档,整整齐齐码在桌上。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走到局长办公室门口,手机响了。市委组织部干部科的电话。
“陈志远同志,请你现在来一趟组织部,部长要跟你谈话。”
我攥着手机站在走廊里,墙上挂钟指向八点十二分。辞职报告还揣在我兜里,纸边硌着手指。
部长办公室的门开着,里面坐着一个我认识的人——七年前退休的老局长,周德望。
第1章 第五份方案
“陈志远,你这份方案,打回去重写。”
郑局长把一沓纸扔在桌上,纸页散开,红笔批注密密麻麻,几乎盖住了正文。我站在他办公桌前,弯腰把散落的纸一张张捡起来,第三页的右下角被他用红笔重重画了个叉,旁边写着:“脱离实际,闭门造车。”
这是第五份方案了。
市里要修一条泄洪渠,从北山下来穿过城东新区,全长四点七公里,概算投资八千六百万。我跑了两个月现场,翻了近十年的水文资料,找了省水利设计院的老同学要了三套参考方案,熬了十几个通宵,做出来的设计。
第一版,郑局长说“太保守,投资太高”。我把断面尺寸缩了,第二版交上去,他说“太激进,安全系数不够”。第三版,我请了省里的专家来评审,评审意见认为可行,郑局长说“专家不了解本地情况”。第四版,我带着团队挨家挨户走访沿线居民,把拆迁量压到最低,郑局长翻了两页,扔在一边:“陈志远,你是不是跟我较劲?”
我没较劲。我只是想把这条渠修好。
城东那片地势低,每年汛期都积水,最深处能没过大腿。去年七月那场暴雨,我半夜接到值班室电话,说东关街淹了,一楼住户全泡在水里。我淌着水去现场,背着个老太太出来的时候,郑局长的车从旁边开过去,溅了我一身泥水。第二天开总结会,他说“防汛工作总体平稳”,我坐在会议室角落,裤腿上泥印子还没干。
“郑局,”我把捡起来的方案重新放在桌上,“能不能请您具体说说,哪一部分脱离实际?”
他靠在椅背上,手指敲着桌面,敲了七八下才开口:“你写的东西我看不懂。什么叫‘百年一遇设计标准’?什么叫‘生态护坡’?陈志远,你在水务局七年了,做事能不能接点地气?”
我想说,防汛标准是国标,生态护坡是省里刚下的文。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上一次我这么解释的时候,他说我“拿文件压领导”。
“我重写。”我说。
“不用了。”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泄洪渠项目,交给赵亮负责。你把手头资料整理一下,移交给小赵。”
赵亮是去年刚调来的,学的是计算机,水利工程一窍不通。但他有个长处——郑局长老家的远房外甥。
我站在那儿,手里的方案纸被攥出了褶子。窗外阳光正好,院子里的玉兰树开了满树白花,有只麻雀落在枝头,扑棱棱抖了一下翅膀。
“郑局,这项目我跟了两个月——”
“所以让你移交啊。”他打断我,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盖碰着杯沿,叮的一声,“你手头不是还有农村饮水安全那个事吗?好好干那个去。”
农村饮水安全。那是三年前我报上去的,全市一百多个村的水质检测报告,我带着人跑了半年,最后因为“资金紧张”被无限期搁置了。
我张了张嘴,最终什么都没说。把方案收好,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在后面补了一句:“陈志远,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轴。轴不是什么好事。”
我关上门,站在走廊里。隔壁科室的门关着,但我能感觉到里面有人在听。七年了,我在这栋楼里熬走了三任局长,熬白了鬓角的头发,熬出了一身胃病。现在连个项目都保不住。
走廊尽头是楼梯间,我走进去,靠着墙蹲下来,从兜里摸出烟。打火机打了三下才点着,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胃也跟着疼起来,从胸口一直烧到嗓子眼。
手机震了,媳妇发来微信:“今晚回来吃饭吗?妈来了,做了你爱吃的红烧带鱼。”
我盯着屏幕,打了三个字:“加班呢。”
发完,把手机翻扣在膝盖上。烟灰掉在裤子上,我伸手掸了掸,没掸干净,留下一小片灰白印子。
第2章 赵亮的庆功宴
泄洪渠项目移交后的第十七天,赵亮请客。
消息是办公室小刘告诉我的,她在微信上发了个截图,局工作群里赵亮发了条消息:“泄洪渠方案顺利通过市里评审,感谢郑局指导,感谢各位同事支持。晚上六点半,老地方,我请客,大家赏光。”
底下跟了一长串“恭喜”“厉害”“一定到”。我没在群里,是截图。小刘发完截图又补了一句:“陈哥,你别多想啊。”
我回了个笑脸表情,把手机扔在桌上。那天我本来要下村核查饮水安全的水源井,临出门被郑局长叫住,让我把档案室近五年的财务凭证整理一遍,说是审计要用。整整四大柜子,我一个人搬上搬下,灰呛得嗓子冒烟。
下午五点半,我还在档案室。小刘探头进来:“陈哥,赵亮那边开始了,你不去?”
“不去了,活没干完。”
“那我也不去了。”她说着就要进来帮忙。
“别,”我拦住她,“你去吧。替我敬赵亮一杯。”
小刘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同情,也有点别的什么。她走了以后,档案室安静得只剩下日光灯管的电流声。我坐在一堆凭证中间,膝盖上摊着二零一八年的报销单,手指头翻得发酸。
六点四十五分,手机响了。是赵亮。
“陈哥,你咋没来?大家都到了。”
“手头有点活,你们吃,别等我。”
“那不行,郑局还问你了呢,说陈志远怎么没来,是不是对他有意见。”赵亮那边很吵,能听见碰杯声和笑声,“陈哥,你来吧,郑局亲自给你留了位置。”
我沉默了三秒。郑局长给我留位置?上午他让我整理档案的时候可没这么客气。
“真不去了,赵亮。改天我单独请你。”
“行吧行吧。”他挂了。
我继续翻凭证。二零一九年三月的一张发票,是郑局长上任不久报销的招待费,金额三千八,事由写的“上级检查用餐”。但那天我在场,来的是省厅一个副处长,中午吃了顿工作餐,四菜一汤,撑死五百块。剩下的三千三去哪了?我又翻了几张,类似的票不止一张。
我把那几张凭证抽出来,放在一边。手有点抖。这些东西在档案柜里躺了三四年,以前也有人经手,但没人认真翻过。我继续往下翻,胃又开始疼,从抽屉里摸出铝碳酸镁片嚼了两片,干咽下去,满嘴白粉。
八点半,我锁好档案室的门出来。院子里停着赵亮的车,旁边是郑局长的黑色帕萨特。两辆车都没走,旁边小食堂的灯亮着,透过窗帘能看见人影晃动,笑声一阵一阵传出来。
我站在玉兰树下,树影落了一地。手机又响了,这回是媳妇。
“你什么时候回来?妈等了你一晚上,带鱼都凉了。”
“马上。”
我走出水务局大门,回头看那栋六层小楼。四楼靠东边的窗户亮着,那是郑局长的办公室。窗帘没拉,能看见他在窗边打电话,一只手比划着什么。
胃疼得我弯下腰,扶着路边的灯杆喘了几口气。七年。我在这栋楼里加了七年班,跑了七年现场,写了七年方案。到头来,一个学计算机的把我跟了两个月的水利项目抢走了,我连句硬话都不敢说。
回家路上,我做了个决定。
第3章 辞职报告
那个决定花了我一个晚上。
媳妇和妈都睡了以后,我坐在书房里,开了电脑。书桌上摆着一摞工作笔记,从二零一七年到现在的,一共十一本。我抽出一本翻看,扉页上写着“北河清淤工程现场记录”,里面夹着一张照片,是我和施工队老周在河堤上的合影。老周四十三岁,干了二十年水利,去年心梗走了。他生前跟我说过一句话:“陈工,你是个干实事的人。这世道干实事的人少,你得撑住。”
我没撑住。
键盘敲下去,屏幕上跳出辞职报告的模板。第一行字打出来,光标一闪一闪的。我删了重打,打了又删,来来回回四五遍,最后干脆凭感觉写。没什么格式,就是说话——说我为什么来水务局,说我这七年干了什么,说我为什么干不下去了。
写到凌晨两点,两千多字。我打印出来,在最后一页签上名字和日期。二零二四年三月十八日。
签完字,我从抽屉最里面翻出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那几张有问题的财务凭证复印件。原件我白天已经放回档案柜了,只留了复印件。我又从电脑里导出一份文件——近五年经我手的项目清单,中标单位、合同金额、决算数据、审计结论,一项一项列得清清楚楚。这份东西我做了半年,本来是想给自己留个底,现在用上了。
做完这些,天边已经发白。我靠在椅背上眯了一会儿,梦里还在翻凭证,一页一页的,翻不到头。
早上七点,媳妇叫我起床。我洗了把脸,换了件干净衬衫,把辞职报告对折放进公文包。出门的时候,她在厨房喊:“今天回来吃饭吗?”
“回。”
“那你想吃什么?”
“随便。”
我下了楼,骑上电动车往局里走。三月的早上还有点凉,风吹在脸上,鼻尖冻得发红。路过东关街,我看见去年被淹的那排门面房,墙根的水渍印子还在,灰扑扑的一道线,离地一米多高。早点摊刚支起来,热气腾腾的,老板娘在炸油条,看见我打了个招呼:“陈工,今天这么早?”
“嗯,早点去。”
到了局里,才七点四十。办公室里还没人,我把公文包放下,开了电脑,把昨天没整完的档案目录收了个尾。然后拿着那份辞职报告,往四楼走。
四楼走廊里,保洁阿姨在拖地,看见我点点头。局长办公室的门关着,里面亮着灯,郑局长应该到了。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右手攥着报告,纸边硌着掌心。
敲门之前,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屏幕上弹出一条微信,是小刘发的:“陈哥,听说郑局今天要宣布赵亮当科长,你知道吗?”
我愣了两秒,把手机揣兜里,抬手敲了门。
“进来。”
我推门进去。郑局长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看一份文件。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什么事?”
我把辞职报告放在他桌上。他扫了一眼封面上的三个字,脸上没什么表情,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放那吧。”
就这三个字。
我站在那儿,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他不再看我,手里的笔在文件上勾勾画画。窗外的玉兰树被风吹得晃了晃,一朵花掉下来,砸在窗台上。
我转身往外走。
走到楼梯口,手机又响了。一个陌生号码,本市座机。我接起来,对方声音很客气:“请问是陈志远同志吗?我是市委组织部干部科,王部长请你现在来一趟,跟你谈个话。”
我攥着手机站在楼梯间,后背贴着冰凉的墙面。辞职报告还在郑局长桌上放着,估计他连翻都没翻。
“现在?”
“对,现在。王部长在办公室等你。”
挂了电话,我看了一眼时间,八点十二分。楼梯间的窗户开着,三月的风吹进来,把墙上贴的考勤表吹得哗哗响。我深吸一口气,往楼下走。经过自己办公室门口,没进去,公文包还在桌上。算了,回来再说。
出了水务局大门,我拦了辆出租车。“市委大院。”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这个点去市委?开会啊?”
“找人。”
车开了十几分钟,停在市委大院门口。我下车,门卫问了找谁,我报了组织部的名,他打了个电话,然后放行。院子里很安静,几棵老松树笔直地立着,地上落了一层松针。主楼是五十年代的老建筑,灰砖墙,木窗框,门口挂着市委组织部的牌子。
我上了三楼,找到部长办公室。门虚掩着,里面有人说话。我敲了两下,里面传来一个声音:“进来。”
推门进去,王部长坐在办公桌后面,头发花白,戴着眼镜。他旁边沙发上坐着一个人,正端着茶杯喝茶。那个人抬起头来,冲我笑了笑。
周德望。水务局老局长,七年前退休的。
“小陈,”周德望放下茶杯,“好久不见了。”
第4章 周德望的笔记本
我站在门口,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周德望是我到水务局后的第一任局长,二零一七年退休的。那时候我刚考上公务员,被分到规划科。周局长个子不高,嗓门大,下工地从来不打招呼,推门就进,施工队的人见了他都躲。他退休那年我送他到门口,他拍了拍我肩膀说:“小陈,好好干,别学那些花架子。”
七年没见了。他比那时候老了不少,背驼了,脸上的老年斑多了,但眼睛还是亮的。
“周局,您怎么……”
“坐。”王部长指了指旁边的椅子,“陈志远同志,今天请你来,是周老推荐的。”
我坐下来,手放在膝盖上。周德望从身边的布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翻开,推到我面前。那是本老式的工作笔记,封皮磨得发白,页角卷着。翻到的那一页上,用蓝色圆珠笔密密麻麻记着东西,我凑近一看,全是水务局的事——某某项目中标单位、某某款项去向、某某会议记录。时间跨度从二零一五年到二零一七年,周德望退休前两年。
“这些年我在家闲着,没事就翻翻以前的东西。”周德望的声音不紧不慢,“翻着翻着,发现有些账对不上。我就托人查了查,越查越多。”
我心跳快起来。那几张我复印的财务凭证突然变得烫手。
“二零一九年到二零二三年,水务局有十六个工程项目存在违规操作。”周德望的手指在笔记本上点了点,“涉及金额两千多万。其中泄洪渠项目——就是你跟了两个月那个——最初的概算和后来的立项金额差了将近一倍。差额去哪了,我还没查清楚。”
王部长接过话:“陈志远同志,周老特别提到了你。他说你是水务局里唯一一个从头到尾不参与这些事的人。这次泄洪渠项目把你换下来,就是因为你不肯在方案里加那些不该加的东西。”
我愣在那里。泄洪渠方案我改了五版,每一版都规规矩矩,按国标、按省里的文件、按现场实际情况。郑局长一直让我“接地气”,我一直没明白他说的接地气是什么意思。现在明白了。
“所以组织部找我,是……”
“周老建议由你牵头,配合市纪委和审计部门,把水务局近五年的项目梳理一遍。”王部长推过来一份文件,“当然,前提是你愿意。你现在还是水务局的人,辞职报告我也看到了。”
我低头看那份文件,是市委组织部的借调函,借调我到市纪委专项工作组,期限三个月。落款日期是昨天。
“辞职报告是今早交的。”我说。
“我知道。”王部长笑了笑,“所以周老让我赶紧给你打电话。再晚一步,人就跑了。”
周德望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他的手搭在我肩膀上,那只手比七年前瘦了很多,但力道还在。
“小陈,我在水务局干了十二年,看人不会错。”他说,“你是个干实事的人。这世道干实事的人少,你得撑住。”
跟老周说的一模一样。我低下头,看着自己膝盖上的手。那双手在档案室搬了一天凭证,指头上有灰印子,指甲缝里没洗干净。辞职报告还在郑局长桌上,估计这会儿已经进了垃圾桶。
“我干。”我说。
周德望拍了拍我肩膀,笑了一声:“好小子。”
第5章 档案室的秘密
借调手续走得很快,三天就办完了。
我回水务局收拾东西那天,在走廊里碰见了郑局长。他刚从厕所出来,看见我愣了一下:“陈志远?你不是辞职了吗?”
“组织上有新安排。”我说。
“什么安排?”
“回头您就知道了。”
他没再问,侧身让我过去,脸上带着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我回到自己办公室,公文包还在桌上,里面的东西一样没少。我把抽屉里的私人物品装进纸箱,三本工作笔记,一个用了五年的保温杯,一盒没吃完的铝碳酸镁片。
小刘从隔壁探过头来:“陈哥,你要走了?”
“借调,三个月。”
“去哪?”
“纪委。”
她睁大了眼睛,嘴张了张,没说出话。我冲她笑了笑,抱起纸箱往外走。经过赵亮的办公室,门开着,他坐在我原来的位置上,正在打电话,笑声很大。
出了水务局大门,我没回头。市委组织部给我安排了一间临时办公室,在市委大院东配楼二楼。周德望每周来三次,每次待半天,带着他的笔记本和一堆复印件。
我们从二零一九年的财务凭证开始捋。第一笔:二零一九年三月,郑局长上任不久,报销招待费三千八。第二笔:二零一九年五月,北河清淤工程招标,中标价比概算高了将近一倍,中标的公司注册地在外省,法人代表查不到。第三笔:二零二零年,农村饮水安全项目资金被挪用,账目上显示买了检测设备,实际上那批设备从来没到过村里。
一笔一笔往下捋,越捋越多。周德望的笔记本是引子,我复印的凭证是佐证,再加上审计部门调来的银行流水,一条完整的链条渐渐清晰。郑局长通过虚报项目、违规招标、挪用专项资金,五年间经手的问题资金超过两千万。这些钱有的转到了外地公司,有的直接进了私人账户。
查了一个月,周德望有天下午突然捂着胸口坐在椅子上。我赶紧给他倒水,他摆摆手:“老毛病了,心脏不太好。”
“您歇着,我自己来。”
“不。”他把笔记本往我这边推了推,“翻到后面,二零一七年的记录,你看看。”
我翻过去。那一页上记着一件事:二零一七年六月,周德望退休前两个月,他查到一笔三百万的专项资金去向不明,涉及当时局里的一个副职。他还没来得及深查就退休了,那笔钱后来也没了下文。
那个副职,后来调去了省里。郑局长接任后,跟他走得很近。
“小陈,”周德望靠在椅背上,声音有点喘,“这件事查到底,可能要得罪不少人。你怕不怕?”
我想了想。怕。怕媳妇担心,怕父母跟着操心,怕自己以后在水利系统待不下去。可我更怕另一件事——如果我这次缩回去了,以后每天早上照镜子,里面那个人我不认识。
“不怕。”
周德望笑了,笑着笑着咳嗽起来,咳完指着我说:“好小子。”
第6章 一封匿名举报信
第二个月,事情有了意外进展。
五月十二号早上,我办公桌上出现了一个信封,没有邮戳,没有寄件人,是用档案袋封着口,上面用圆珠笔写着“陈志远同志亲启”。问了传达室,说是一个中学生模样的男孩送来的,放下就走了。
我拆开,里面是五张照片和三页手写的材料。照片是手机拍的,有些模糊,但能看清——一张是郑局长和赵亮在一家饭店包厢里吃饭,桌上摆着茅台和中华烟;一张是某公司老板给郑局长递烟,烟盒底下压着一个厚厚的信封;还有三张是泄洪渠项目中标公司经理的车,停在郑局长家楼下,后备箱开着,里面堆着纸箱。
手写的材料更详细。写信人自称是水务局内部职工,说郑局长这些年通过赵亮做中间人,把局里的项目指定给关系户,回扣按工程款比例抽成。泄洪渠项目原本内定的中标公司报价九千万,比我做的概算高了四百万。因为我坚持压减预算,郑局长才把我换掉,让赵亮接手重新做方案,把预算提了上去。
材料最后写了一句话:“陈工,我知道你在查这些事。我帮不了你别的,只能把这些给你。小心赵亮,他手里有郑局的账本。”
我拿着这封信,手有点抖。周德望凑过来看了一遍,沉默了很久。
“这个写信的人,应该在水务局待了不短时间。”他指着照片里的饭店背景,“这家店在城西,是郑局长老家那个方向。”
我把信和照片扫描存档,原件锁进了保险柜。当天下午,市纪委的同志过来,我把材料交给他们。一个姓林的主任看了以后说:“陈志远同志,这些证据很关键。但是——”他顿了顿,“那个账本如果真在赵亮手里,你得想办法拿到。”
我点点头。赵亮的账本,郑局的致命把柄。可赵亮是郑局长的亲外甥,怎么可能把账本交出来?
那天晚上回到家,媳妇已经睡了。我坐在书房里,盯着桌上的那幅字发呆——那是周德望退休时写给我的,四个字:“水清石见。”
水清石见。水浑了七年,石头终于要露出来了。
第7章 赵亮的账本
五月二十号,赵亮给我打了电话。
“陈哥,听说你在纪委那边?”
“借调。”
“有时间吗?出来坐坐,我请你喝酒。”
我想了想,答应了。约在城东一家小酒馆,离水务局不远,我提前到了,找了个靠里的位置。赵亮迟了十分钟,进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眼底有青印子,像是几宿没睡好。
“陈哥。”他坐下来,倒了两杯酒,自己先干了一杯,“我不绕弯子。你在查郑局的事,对吧?”
我没说话。
“他是我舅。”赵亮又倒了一杯,“但他做的事,我不全知道。泄洪渠那个项目,他让我接的时候,我以为是正常调整。后来方案改了三遍,每改一遍预算就往上加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照做就行’。”
“那个账本呢?”我直接问。
赵亮的手停在半空,酒杯里的酒晃了晃。他看着我,眼神里有点东西在挣扎。
“陈哥,我有个事求你。”他把酒杯放下,“我媳妇怀孕了,五个月。我想调走,离开水务局,以后安安生生过日子。账本给你,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别把我扯进去太深。我就一个跑腿的,没拿过一分钱回扣。”
我看着他。他比我小四岁,三十出头,头发已经稀疏了。来水务局一年多,被人叫“赵科长”叫得挺响,实际上干的就是个传话跑腿的活。
“账本在哪?”
“我车后备箱备胎下面。”他说着掏出一把车钥匙,“车在外面,银色帕萨特,尾号三九二。你自己去拿,我在这儿等着。”
我接过钥匙,起身出了酒馆。外面下着小雨,赵亮的车停在路边,银色车身挂了水珠。我打开后备箱,掀开垫子,搬出备胎。底下压着一个黑色塑料袋,里面是个硬壳笔记本,封皮上什么都没写。
翻开,里面密密麻麻记着:日期、项目名称、中标公司、合同金额、回扣比例、收款人。一笔一笔,从二零一九年到二零二四年,十六个项目,两千多万。最后一页记着泄洪渠项目的金额,比我的概算高了整整四百万。
我合上账本,把备胎放回去,垫子盖好。回酒馆的时候,赵亮还坐在那儿,面前的酒没动。
“拿到了?”
“嗯。”
“陈哥,我对不起你。”他低着头,“泄洪渠那个项目,本来该是你的。”
“别说了。”我坐下来,给自己倒了杯酒,一口干了,“以后好好过日子。”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已经十点多了。媳妇在客厅看电视,见我进门,过来闻了闻:“又喝酒了?”
“一点。”
“陈志远。”她看着我,眼睛红了,“你这两个月天天不着家,到底在忙什么?”
我抱了抱她,没说话。她的肩膀在我怀里轻轻抖着,手攥着我后背的衣服。
“再给我一个月。”我说,“一个月后,什么都好了。”
第8章 水落石出
六月,市纪委正式立案。
郑局长被带走那天,水务局整栋楼的人都趴在窗户上看。黑色公务车停在楼下,两个穿白衬衫的人上楼,进了他办公室。十几分钟后,三个人一起下楼。郑局长走在中间,手里拎着个公文包,脸色发白,步子有点踉跄。经过院子里的玉兰树时,他抬头看了一眼,树上的花早谢了,叶子绿得发亮。
赵亮提前办了调离手续,去了下面一个乡镇的水管站。走的那天他给我发了条微信:“陈哥,我媳妇让我谢谢你。账本的事,我一辈子不后悔。”
我回了他四个字:“好好过日子。”
案件查了两个月,涉及水务局前后三任领导,郑局长是问题最严重的一个。两千万资金被追回了一千六百万,剩下的四百万郑局长家里卖了房子退赔。判决下来那天,我在手机上看到新闻,心里没什么波澜,就是觉得胃不太疼了,这几个月铝碳酸镁片吃得少了很多。
周德望的身体不太好,案子查到一半就住了院。我去看他,他躺在病床上,手里还拿着那本笔记本,看见我就笑:“小陈,账本拿到了?”
“拿到了。”
“好。回头把最后几页给我念念,我眼神不行了。”
我坐在床边,一页一页念给他听。念到最后一页,他闭上眼,长长出了口气。
“水清了。”他说。
“嗯,水清了。”
第9章 调令
案子结束后的第三个星期,市委组织部的调令下来了。
那天早上我正在办公室整理结案材料,王部长亲自过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陈志远同志,组织上决定调你到市水务局任副局长,分管工程规划和建设管理。文件已经下了,下周报到。”
我接过调令,看着上面的红头和公章。市水务局副局长。半年前我还是那个被郑局长压得喘不过气的科员,连一个泄洪渠项目都保不住。
“周老知道吗?”我问。
“周老提议的。”王部长笑了笑,“他说水务局需要一个懂技术、肯干实事的人来管工程。组织上考察了你的工作经历和这次专项工作的表现,一致同意。”
我拿着调令回到座位上,手机响了。是媳妇。
“陈志远,你是不是又加班?”
“没有,今天正常下班。”
“那回来吃饭,妈做了糖醋排骨。”
“好。”
挂了电话,我靠在椅背上。窗外的梧桐树叶子绿得发黑,夏天到了。我想起去年七月那个暴雨夜,我背着老太太从东关街淌水出来,郑局长的车从旁边开过去,溅了我一身泥。那时候我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埋头干活,被人压着,熬到退休。
现在不一样了。
第10章 回水务局
七月一号,我去水务局报到。
那天早上我特意换了件新衬衫,媳妇给我打了领带,又摘了:“还是不打吧,你打领带看着别扭。”我笑了笑,把领带放回去,穿了件浅蓝短袖。
骑电动车到水务局门口,门卫老赵头探出脑袋,看了我半天:“陈工?哦不,陈局长?”
“赵叔,还是叫我小陈。”
进了楼,走廊里碰见小刘。她抱着一摞文件,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起来:“陈哥!哦不对,陈局长!”
“别叫局长,叫陈哥就行。”
“那不行,规矩不能乱。”她说着眼圈红了,“陈哥,你走这几个月,局里变了好多。”
是变了。四楼那间办公室换了主人,走廊里的气氛也不一样了。我走进自己的新办公室,在四楼靠西边,窗户正对着院子里的玉兰树。桌上摆着几份待签的文件,我翻了一下,其中一份是泄洪渠项目的重启方案,落款是规划科。
我拿起笔,在方案封面上写了四个字:“重新评审。”
签完字,我站起来走到窗前。玉兰树长得正好,叶子油绿油绿的。树底下停着几辆车,有一辆银色帕萨特,跟赵亮以前开的那辆很像。院子外面,东关街的方向,去年被淹的门面房已经重新装修了,墙根的水渍印子被新刷的涂料盖住了。
手机震了一下,是周德望发来的短信。老人家学会用微信以后,天天给我发消息,有时候是养生文章,有时候是天气预报。
“小陈,今天报到顺利吗?”
我回:“顺利。周局,您身体怎么样?”
“好着呢。对了,你那个泄洪渠方案,这回好好做,别让人再打回来。”
我盯着屏幕,笑了。窗外的玉兰树被风吹得沙沙响,有只麻雀落在枝头,扑棱棱抖了一下翅膀,跟半年前一模一样。
我坐下,翻开泄洪渠项目的原始资料,从第一页开始看起。这次,没有人会把方案打回来了。
作者: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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