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郑州战役打响。秦基伟率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从禹县出发，奉命从北面攻击郑州。
九纵在这之前一直是个“小弟弟”部队，成立晚，打的多是配合仗，秦基伟自己都说“虽然打了不少仗，但多为偏师，主攻的少，配合的多”。但这一仗，他判断郑州守军很可能弃城北逃，提前做了阻逃打援的准备。
果然，一纵、三纵、四纵逼近郑州后，守军第四十军一〇六师和第九十九军二六八师见势不妙，弃城北逃。秦基伟未雨绸缪，提前把网撒在薛岗、苏家屯和老鸦陈一线。10月22日上午，北逃的国民党军在薛岗遭到九纵二十七旅七十九团阻击，多次猛扑都被压了回去。
秦基伟
下午三时许，九纵主力从两翼兜击，将逃敌压缩在老鸦陈、二十里铺之间长宽不足二点五公里的狭小地域内。到当天傍晚，郑州以北的野战中，九纵全歼逃敌一万一千余人，敌四十军少将参谋长尹继英以下一千六百余人被毙伤，九十九军少将参谋长余辉庭以下九千五百余人被俘。
10月22日24时，毛主席为新华社发出急电《我军解放郑州》，邓、陈大军随即进驻郑州原国民党绥靖公署。
华东野战军司令员、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陈毅是10月25日晚上到的郑州。他进城时对秦基伟说的第一句话是：“九纵已经成熟了，可以打大仗了。”秦基伟听了高兴，当场表态要请客。陈毅说：“我们俩说话都是算话的嘛！”秦基伟说：“去看戏，《借东风》。”陈毅摆了摆手：“此一时彼一时，现在进城了，阔了，你给我找个大饭店。总不能让肚子饿了嘛！”
陈毅
于是秦基伟亲自开着吉普车，带着陈毅满大街转悠找饭馆。但郑州刚解放没几天，城里绝大多数店铺还关着门。国民党统治下，郑州每斤大米二十四元，面粉二十元，三十元才买一斤盐，老百姓连稀粥都喝不上，哪有什么大饭店开门做生意。吉普车转了半个城，连一家能支锅的馆子都没找着。
好不容易看到一家半旧的门脸还亮着灯，进去一问，老板说厨师还没来上班，后厨倒是有菜，你们不介意可以自己做。秦基伟二话没说，跑到附近的连队拽来一个当过厨师的炊事员。半个小时后，一盘炒肉丝、两碗鸡蛋汤、十几个白馒头端上了桌。陈毅夹了一筷子肉丝，连声说好，吃得挺痛快。结账的时候，老板收了八毛钱。
陈毅放下筷子，斜着眼睛看秦基伟，用四川话笑骂了一句：“秦基伟，你这娃子不地道呦，请我吃顿饭，就花了八毛钱。”秦基伟赶紧赔笑：“老总，我还欠您一顿，今天实在太简单了。”陈毅摆摆手：“账我记着。”
这顿饭吃得寒酸，但放在1948年10月的郑州，已经算不错了。秦基伟率九纵只用了不到十个小时就拿下郑州城北的围歼战，随后兼任郑州警备司令，负责接管这座平汉、陇海两大铁路交会处的军事重镇。
但这个警备司令不好当。
郑州刚解放那几天，秦基伟干了一件让他挨了通报批评的事。他是个豫剧迷，觉得豫剧唱腔“七拐八拐，很有韵味”。一天晚上，他安排好值班，换上便衣，掖好手枪，悄悄溜到一家剧院买票看戏去了。偏偏那天邓政委打电话找他，值班参谋如实报告：“秦司令员看戏去了。”
豫剧《穆桂英大破天门阵》
邓政委火了，亲自到值班室等着。秦基伟回来一看，吓了一跳。邓政委只说了两句话：“今天晚上，我们两个都有事了。你给我一份检查，我给你一个处分。”第二天，秦基伟被通报全中原野战军批评。
挨了批的秦基伟心里不舒服，但后来他想通了。郑州刚解放，敌情未消，一个警备司令擅离岗位，部属都学他的样子，怎么得了？
秦基伟跟陈毅的交情其实不深。他后来自己说，跟陈老总打交道，“只有三次”。
第一次是1948年夏天的宝丰会议上，陈毅传达中央精神，会议间隙拽着邓子恢下象棋，秦基伟被拉去当裁判。陈毅爱悔棋，邓子恢爱偷子，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秦基伟两头不讨好，被陈毅骂了一句“滑头”。第二次就是郑州这顿饭。第三次要等到十几年后他调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时，陈毅出国访问路过昆明，秦基伟设宴款待，陈毅酒后开玩笑说他“这个司令当不长”，后来才知道是中央要调他去北京。
一个纵队司令员，跟一位元帅，一辈子就见了三次面。但就这三次，每一次都留下了痕迹。郑州那顿饭之所以被记下来，不是因为八毛钱本身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因为它恰好卡在了一个转折点上：一座刚解放的城市，一个刚上任的警备司令，一个来视察的老总，三个人坐在一家没有厨师的小饭铺里，用一盘肉丝和几碗鸡蛋汤，把交接的仪式感给对付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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