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黄冈，陈策楼村。苍松翠柏掩着一座青砖灰瓦的院落。这里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陈潭秋的故居。记者赴实地时正值暑热，来访的人络绎不绝。
陈潭秋原名陈澄，字云先，号潭秋，名字是五哥陈树三给起的。
陈树三曾参加辛亥革命武昌首义。陈潭秋小的时候，陈树三常给他讲革命故事，对他说：“你的名字叫陈澄，你长大后，要努力去澄清这个世道。”陈潭秋自己接上：“那潭秋的意思，就是深潭逢秋，清澈见底！我定要正直为人，为民办事终生！”
老屋的一面墙上贴着家谱——简单几行字，却是一整个家族投身革命的轨迹。陈家先后有8人参加革命，其中6人献出了生命。
“是正义的事情，怕什么？”
少年的承诺，他用一生去兑现。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陈潭秋当时是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班的学生。他积极组织武汉学生联合会，领导学生运动：“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向帝国主义列强宣战，是正义的事情，怕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要见义勇为，知难而进！”
同年夏天，陈潭秋赴上海学习，经人介绍结识了董必武。多年后董必武回忆：“志同道合，我们一见如故，相互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畅谈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抱负。”1920年10月，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在武昌抚院街97号成立湖北地区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他作为武汉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由于一大没有留下详细会议记录，陈潭秋后来撰写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成为党史界公认的较早回忆一大的珍贵文献。
陈潭秋烈士已故的长子陈鹄曾回忆：父亲当时到中央组织部协助周恩来工作，主持一些培训班。培训班的对象基本上是新入党党员，或即将接受特殊任务的同志，几个人一批，每期一个星期左右，父亲常常要去给学员们讲课。
他说，培训班办在已故经济学家王学文的家里。他家的房子大一些，学员们吃住都在那里。每次他父亲去上课都会带上他，他喊王学文夫妇姑爹姑妈。每次到了王家门口，如果没被特务盯梢，父亲就会让他扯着嗓子喊：“姑妈！快开门！”这是父亲和王学文约定的“安全信号”。
突围中将敌人引向自己
在中共一大纪念馆举办的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文物史料展上，有一封家书以视频形式播放。
1933年，陈潭秋与妻子徐全直接到党中央调令，前往中央苏区工作。此时徐全直怀有身孕，即将临产。临行前，陈潭秋给湖北老家的三哥、六哥写了一封500余字的“托孤”家书：“我始终是萍踪浪迹、行止不定的人，几年来为生活南北奔驰，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这样的生活，小孩子终成大累，所以决心将两个孩子送托外家抚养去了……这次生产以后，我们也决定不养，准备送托人。”
短短几百字，浸透着骨肉分离的不舍。家书写罢，陈潭秋先行前往中央苏区，徐全直生产后再行出发。然而生下孩子后不久，徐全直便被捕入狱，1934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那个未曾谋面的孩子——陈潭秋的次子陈志远，一生未曾见过父亲。
陈潭秋的曾孙陈明希，生于1989年。小时候，他跟着爷爷陈志远生活，记事起就看见书柜里端端正正地摆着两张照片：一张是陈潭秋，一张是徐全直。照片无声，却是这个家族与那位“萍踪浪迹”的先辈之间，仅有的牵系。
陈潭秋的曾孙陈明希参观中共一大纪念馆，寻找与曾祖父相关的革命文物。本报记者 王宛艺摄
陈潭秋的革命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创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东北主持省委，到苏区奋斗、新疆驻守统战，临危受命、屡担重任。
展览现场，还展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临时借谷证等革命文物。纸已泛黄，墨迹晕染。这也和陈潭秋有关。1934年2月，他被任命为中央苏区首任粮食部部长。
在福建长汀推进筹粮工作时，乡亲们背着谷箩、提着粮袋，自发排队交粮支援红军。看到眼前景象，陈潭秋走村入户，走进农家低矮土屋，掀开米缸、查看粮仓，坐在灶边和百姓拉家常——他看到不少农户缸中余粮寥寥，日子拮据。
他说：筹粮是为革命战事服务，不能以牺牲群众基本生活为代价。他结合长汀实际情况推行新的筹粮模式，将征集粮食分为征购、借用、退还三部分。调整后的模式既保障了前线红军的粮食供应，也留存了群众口粮。到1934年10月长征出发前，他成功筹粮68万担，远超原定目标。
陈明希透露给记者一个细节，红军长征后，陈潭秋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一次突围中，他率领警卫班将敌人引向自己，全班几乎全部牺牲。陈潭秋摔下山崖头部重伤，右耳受损——此后他的照片多是左侧脸。伤愈后，他继续战斗。
特殊的中央委员
陈明希去过新疆，参与纪录片拍摄，重走陈潭秋的革命路。当地一位退休的党史专家给他看了一份泛黄的卷宗——当年反动当局审讯陈潭秋的记录。“全是口语化的实时对话，一页页翻过去，审讯的全过程都在上面。我逐字逐句读完，真切体会到曾祖父面对威逼利诱时的坚定。”
1939年夏天，陈潭秋从苏联回国，根据党中央指示留在新疆，化名徐杰，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负责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三年后，军阀盛世才公开反苏反共，局势恶化。党中央决定将在疆中共党员全部撤离，陈潭秋将自己排在最后一批：“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9月17日，盛世才派军警包围办事处，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逮捕。党的全部在疆人员——包括病残者和家属小孩共160余人被软禁。
狱中生活极为恶劣。每日两餐，只有两个又黑又硬的小馍、一小勺咸菜、一小碗开水。审讯时，敌人使出各种手段威逼他招供。陈潭秋断然拒绝。酷刑接踵而至——坐飞机、压大杠、灌辣椒水，昼夜轮番审讯，稍一合眼便被烈性药物熏醒。敌人诱他在“脱党声明”上签字，他同样严词拒绝。
1943年9月27日凌晨，陈潭秋被秘密杀害，时年47岁。时处战争环境，消息隔绝，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代表们不知他已牺牲，仍选举他为44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之一。他因此成为党史上一位“特殊的中央委员”——当选之时，无人知晓他已在新疆的牢狱中离世两年。
董必武后来写下悼诗：“战友音容永世违，平生业绩有光辉。如闻声欬精神振，展诵遗篇识所归。”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多次接见烈士家属。得知陈潭秋的次子陈志远虽身患脑膜炎后遗症、右侧肢体不便，却始终勤奋好学，周总理便安排他到天津疗养进修。而陈志远一生不肯办理残疾证，也不接受特殊照顾，将毕生精力投入近代史与党史研究，晚年常走进学校，给年轻一代讲述父辈的故事。
曾孙陈明希在今年夏天再次走进中共一大纪念馆——这一次，他已是南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从事半导体材料研究。面对那段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历史，他说：“不把‘烈士后人’当作光环，要把它当作一把尺子，去鞭策自己、衡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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