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围绕黄岩岛、仁爱礁的南海争议再次升温，菲律宾一边持续强调2016年南海仲裁裁决，一边推动美国、加拿大等外部力量参与海上合作活动，试图把法律主张、外交支持和现场行动结合起来。
在菲律宾看来，这或许是在扩大自身行动空间；但从现实情况看，美加能够提供的是训练、情报、装备协作和外交支持，并不意味着争议岛礁的主权归属会因此发生改变。
那么，菲律宾不断强化外部支持，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美国和加拿大的介入，又能够改变多少南海现状？
菲律宾近年来不断强调2016年南海仲裁裁决，本质上是希望把法律叙事转化为外交和行动资源。
2026年，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在首尔防务对话期间，再次就中国不接受、不承认2016年仲裁裁决表达批评。此前，中方人员曾向其递交说明中国相关立场的纸条，双方围绕该问题产生交锋。
对于马尼拉而言，仲裁结果提供了一套国际话语体系，可以帮助其在外交场合争取更多关注，并推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部分欧洲国家参与南海议题讨论。
2016年南海仲裁案处理的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部分海洋权利和岛礁法律地位问题，并没有裁决黄岩岛归属谁，也没有把仁爱礁领土主权判给菲律宾。仲裁裁决中涉及黄岩岛相关高地时，认定其属于不能产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岩礁。
中国方面长期坚持不接受、不承认该仲裁结果，认为该程序涉及中国依据《海洋法公约》第298条排除强制程序的事项，并主张有关争议应通过直接谈判协商解决。
换句话说，菲律宾希望推动的是“影响环境”，而不是单靠一纸裁决立即改变海上格局。
我认为，美加参与菲律宾海上活动，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不是某一次联合行动本身，而是菲律宾正在尝试补齐远海行动能力上的短板。
2026年9月，菲律宾与美国、加拿大开展多边海上合作活动，参与力量包括加拿大“里贾纳”号护卫舰及舰载CH-148直升机、菲律宾“迭戈·西朗”号导弹护卫舰、“苏禄安”号海警巡逻舰以及相关航空力量，美方则投入P-8A海上巡逻机。公开科目包括搜救、直升机起降、海上垂直补给和协同航行。
这些训练内容本身并不直接发生在黄岩岛或仁爱礁现场，但它们针对的，恰恰是远海行动中的关键环节，如何更早发现目标，如何保持通信，如何让舰机之间形成配合，如何提高长期海上活动能力。
可以看出，菲律宾并不是简单寻求一艘军舰或者一次演训，而是在尝试建立更加完整的海上行动体系。
美国方面对菲律宾的支持也在制度层面加强，2023年发布的美菲双边防务指针明确表示，在南海范围内，如果菲律宾或美国的武装力量、公务船只、飞机遭遇武装攻击，可能触发相关防务承诺。这意味着，美菲安全合作确实有所强化。
加拿大参与相关活动，同样主要集中在海上合作、航行自由和地区安全议题，并不承担类似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中的义务。
所以，菲律宾得到的是更多外部支持和更高行动能力，而不是一张可以直接改变争议结果的“通行证”。
从现实角度看，南海争议最难的地方就在于，海上的局势不会因为一次外交胜利或者一次军事合作突然改变。
菲律宾方面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9月初一周内，在其所称“西菲律宾海”区域发现27艘中国海军、海警及其他船只，其中黄岩岛附近有4艘中国海军舰艇和10艘中国海警船，仁爱礁附近也存在中国海军和海警力量。
2016年仲裁之后，黄岩岛和仁爱礁周边的现场力量分布并没有因为裁决结果发生根本变化。可以断定，菲律宾当前推动的路线，更接近于通过外部支持提升自身存在感和行动能力，而不是单纯依靠一次法律程序改变现实控制状态。
菲律宾加强与美国、加拿大合作，确实能够提高自身海上行动效率，也可能增加中菲海上互动中的外部因素。但中国也会根据自身安全和权益考量维持相关海域活动。
这就形成了一种循环，一方加强外部合作，另一方强化现场存在；一方提升行动能力，另一方提高应对能力。
从更长时间看，菲律宾面临的核心问题，并不是有没有盟友，而是如何处理盟友支持、自身能力和地区稳定之间的关系。
美国希望维持地区影响力，菲律宾希望获得更多安全空间，加拿大等伙伴则关注航行自由和地区秩序。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让南海问题越来越呈现多方参与的特点。
对于菲律宾来说，盟友可以提供侦察能力、训练经验、外交支持和一定安全保障，却无法替代菲律宾自身在海上行动中的长期投入。
对于中国来说，面对外部力量参与增加，也会更加重视相关海域的安全和稳定。。
菲律宾希望通过仲裁叙事、盟友合作和海上行动扩大自身空间，这一点已经十分明显。但现实同样清楚，法律主张需要现实能力支撑，外部支持需要承担风险，而岛礁争议最终仍然取决于各方长期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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