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锴这辈子做过的选择，没有一次是轻松的。
他出身广东罗定一个贫苦农家，自幼父母双亡，十六岁便和弟弟勤耕苦种，十八岁投身军旅，从粤军第一师的敢死队长一路打到国民革命军第十师师长。
他骨子里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守土有责，袍泽情深，至于政治信仰，他向来不太在意。正是这份“纯粹”，让他在1927年那个闷热的八月，做出了第一次改变命运的选择。
南昌起义爆发时，蔡廷锴并不在城中。他正在庐山参加张发奎召集的军事会议，等他赶回部队，起义已经成功了。叶挺是他的同乡，也是多年的袍泽，起义军需要他手下这支成建制的第十师。
革命委员会给了他很高的位置——兼代第十一军副军长、参谋团成员。但他心里清楚，自己不是共产党人，也不可能成为共产党人。他在自传中写得很坦白：“根本信仰不同，主张亦异，惟有待机定进退。”
他正在等待一个机会，并且这个机会很快就到来了。有部队往南方的广东进发，他所在的第十师被安排成为先头的部队。从南昌走出去六十里的路程，在进贤县这个地方，他停止了行进的脚步。
他把部队当中的共产党员邀请出来，给每个人发放了路费，属于团长级别的给两百块大洋，普通的党员给五十块，之后带着五千人转头朝着东边离去。
这样一走，抽走了起义军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兵力。从南昌带出来的两万多的人，一下子就只剩下一万六千的人。在南下的路途之中缺少医生和药品，士兵们“要是渴了就饮用田沟里面的污水”，“病死的情况非常多”，士气一下子就降得很低。蔡廷锴带走的不只是一支精锐的队伍，更是起义军最为需要的信心。
然而值得去注意的是他离开的方式。他没有捆绑一个人，没有杀害一个人，没有向任何一个人邀功并且请求奖赏。
在1927年国共双方血流成河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他本来是可以用那些共产党员的性命去换取蒋介石的信任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仅仅是把他们送离了，就好像是送离一群意见不相同的同僚。
这是他作为旧军人所做出的第一个选择：他不认可共产党的主张，但是他也不愿意用鲜血来证明自己的忠诚。他是有底线的，哪怕这条底线在当时的政治逻辑当中显得很笨拙甚至是不合时宜。
四年之后，这条底线变成了他一生当中最为坚硬的事物。
1932年1月28日的深夜，日军以铁甲车作为前导，把兵力分成五路去进攻闸北。蔡廷锴当时担任十九路军的军长，这支部队刚刚从中原大战的硝烟当中走出来，装备很简陋，补给非常匮乏，就连南京政府都没有给他们任何进行抵抗的指令。
但是蔡廷锴没有进行犹豫。他和蒋光鼐、戴戟联合起来向全国发出通电：“一尺土地一寸草，都不能放弃，为了保卫国家进行抗战从而去抵抗，即便是牺牲到只剩下一个士兵和一颗子弹，也绝对不退缩。”
三十三天的时间。十九路军在上海的街巷里面和日军反复地进行拉锯战，用肉搏的方式和敢死队去阻挡敌人的铁甲车。日军进行了四次总攻，换了四次主帅，死伤超过了一万的人，却一直都没能拿下闸北。“四个小时占领上海”的狂妄言论被彻底地击碎了。
这是他作为军人所做出的第二个选择：在没有任何政治命令的状况之下，他选择了进行抵抗。
不是为了任何一种主义，而是因为“守卫领土”是一个军人最为基本的职责。淞沪抗战让“蔡廷锴”这个名字有了全新的分量，他不再是南昌城外那个悄悄地转头离去的师长，而是全国都敬仰的抗日名将。
然而南京政府并不想要打仗。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调派到福建去“围剿共产党”，希望借助红军的力量去削弱这支不听话的部队。蔡廷锴去了，却没有真正地去“围剿”。
他在福建看到了红军的抗日的诚意，也看清楚了蒋介石借刀杀人的算计。1933年11月，他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在福州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地和蒋介石决裂，并且和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初步的协定。
这属于他第三次去做出选择了：从一个“已经脱离了共产党的人”，走到了成为“跟共产党开展合作的人”。这一举措并非是信仰方面的转变情况，而是在民族危亡这种形势逼迫之下所做出的现实判断行为。
蒋介石不进行抗日行动，还想着要消灭主张积极抗日的人，那么蒋介石就成为了敌人。红军愿意去开展抗日活动，那么红军就是能够进行合作的势力。这种逻辑是简单并且清晰的。
福建事变仅仅持续了两个月时间就被蒋介石所拥有的嫡系部队给绞杀了。蔡廷锴流亡到海外地区，进行宣传抗日救国的相关事宜。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他回到国内参加战斗，然而却再也没有能够真正去掌握兵权。
蒋介石忌惮他所拥有的声望，仅仅给了他一些没有实际权力的空头司令的衔头。在1940年的时候，他被排挤出军界这个圈子，回到老家处于闲居状态。
一个打了半辈子仗的军人，在民族最为需要他的时候被剥夺了上战场去作战的机会。这种滋味，他忍受了六年时间。
1946年，他在南京梅园新村这个地方见到了周恩来。这是南昌城下一别之后，两人第一次真正坐下来进行交谈。周恩来亲自迎到门口之处，说了一句“贤初先生，快请进”，化解了将近二十年时间的隔阂状况。蔡廷锴说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去引用的话语：“如果早认识你就好了。”
这句话里面存在着遗憾的情绪，但更多的是一种释然的感觉。他终于明白，自己一辈子在寻找的事物，其实早就存在着方向。那个方向并非是某个具体的党派，而是“选择站在人民一边，站在民族大义一边”。
1927年他脱离了队伍，是因为他看不到这一点情况。1932年他进行抵抗活动，是因为他本能地站到了这一点上面。1933年他反对蒋介石并且联合共产党，是因为他开始看清这一点状况。而1946年与周恩来的会面活动，让他彻底接受了这一点。
1949年之后，他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些职务。
他经常到各个地方去进行视察工作，几乎每年出一次国，到过朝鲜、苏联、日本等十几个国家，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之间的团结做了大量的相关工作。文革期间，他因为周恩来的庇护情况而得以安度晚年时光，1968年病逝于北京。
进贤县那个午后的枪声始终没有响起。他用大半生的时间来填补那个空白之处，用淞沪的炮火、福建的通电、梅园新村的握手，一步一步把自己从“脱离队伍的人”走成了“副主席”。
历史最终给他的位置，不是对他1927年那次离开行为的奖赏，而是对他此后每一次站在民族大义一边这种行为的确认。
他从来不是一个革命者，但他是一个军人——一个最终把“守土”二字守到了国家和人民这一边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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