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现在的时代,很多网民是反感“专家”的,他们跟专家叫“砖家”,跟教授叫“叫兽”,并建议“专家建议不要建议”。我们身处一个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科技成就举世瞩目的时代,却因为社科领域专家缺乏“立心大师”引领正确的三观,使这个时代许多人的精神世界“找不到北”。我们打开手机,满屏都是“专家建议”被群嘲的段子;走进社会,人们在价值多元的喧嚣中左顾右盼,却找不到一个足以安身立命的共识。一个崛起的大国,却迟迟未能生长出一套深入人心、扎根民族、引领大众的主流思想与特色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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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账,该算在谁头上?有人把矛头指向“时代”。说这是一个“缺少且很难产生大思想与大思想家的时代”,轴心期的思想空间已被先贤耕耘殆尽,后人难有突破;有人把原因归于“历史”,说中国长期被排除在世界思想创造的主流之外,从“罢黜百家”到“文字狱”,一次次的思想控制早已消磨了民族的思想锐气。这些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却是彻彻底底的推拖责任之词。我认为:这笔账应该算到社科领域的专家头上,自然领域的科学家在赶英超美,社科领域的专家却墨守陈规,拿不出一套适应当前时代的先进理论。

我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也是发展的,不是僵死的教条。伟人在八十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过知识分子的通病:“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原因何在?因为他们“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八十年过去了,这番话放在今天的社科领域,依然振聋发聩。今天的许多社科专家,大多走的是这样一条路:从小学到博士,一直在象牙塔里打转;毕业后进入高校或研究机构,继续在概念与文献之间循环。他们与基层、与群众、与真实的社会生活之间,隔着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墙。于是,我们看到了“低收入人群可以出租闲置房”的荒唐建议,看到了“年轻人要多进厂打工”的不食肉糜,看到了“暂时找不到工作可以先结婚生子”的轻飘飘。这不是个别人的愚蠢,而是一个群体的系统性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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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决策层和执行层其实都了解基层实际情况,基层的情况是不可能反馈不到决策层的。但为什么政策和治理活动依然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呢?因为我们自上而下的命令服从系统和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系统,没有有效的连接。社科领域的专家本应是这两个系统之间的桥梁,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了在科层体系内部循环,而不去面对真实的群众,因此导致他们的理论供给出现“肌无力”现象。他们一些人的课是空洞乏味的,如果不是为了应付考试,是没有人喜欢听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社科领域缺乏思想大家,“脱离实际”就是社科领域的方法论病症,“理论供给不足”就是社科领域的本体论病症,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矛盾,就是“强劲的理论需求与不足的理论供给之间的差距”,理论供给远远无法满足现实需要,严重滞后于时代”。

什么叫做“肌无力”?就是当时代提出一个个尖锐的问题时,社科界给出的回答是苍白的、无力的、没有说服力的。当老百姓困惑于“为什么好人没好报”,我们的理论能给出什么答案?当年轻人质问“内卷到底有没有出路”,我们的学术能提供什么指引?当社会撕裂价值观的冲突,我们的思想体系能拿出什么共识?没有。所以我们看到自媒体兴起后,许多网民的见解反而比专家更深刻,看到了曹刿所说的“肉食者鄙”现象在21世纪重现。判断一个理论是否具有生命力,在于它是否对实践具有解释力及指导力。社科界面临的两难是:既不能用西方话语解释中国,又不敢用中国实践创造新话语,于是只能在“食洋不化”和“孤芳自赏”之间摇摆。在“唯学历”“唯文凭”“唯论文”的社科评价体系里,专家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写那些没人喜欢看的论文忙于升职,而不是把精力用于解决真问题、回应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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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社科领域的许多专家,其实头脑是很“穷”的,思想和话语都很“穷”,有些专家甚至“穷”到了“滥”的境界,靠滥发雷人言论博取眼球,滥接商业项目换取利益,滥套西方框架生产学术垃圾。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人民之问”要求学术研究扎根社会,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每一个民生议题都是学术研究的富矿,而要让学术有民生温度,就应该“开展田野调查,扎根社区村落,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百姓呼声”。只有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合理需要在学术叙事里得到反映,这套知识体系才算通过了人的阅卷。

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为”,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崇高的精神坐标。而今天,最应该承担“为天地立心”使命的社科领域,恰恰在这一维度上集体缺席。我们有一流的工程师,能造出世界领先的高铁和桥梁;我们有一流的科学家,能在量子通信和人工智能领域领跑全球。但我们在“立心”这件事上,交出的答卷是不及格的。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不能靠短视频里的“国学鸡汤”来填充,不能靠网络上的“情绪对立”来维系,更不能靠“专家建议不要建议”的黑色幽默来消解。这套深入人心、扎根民族、引领大众的思想文化体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需要有人真正走进田间地头,去听那些“臭皮匠”在想什么;需要有人真正扎根历史深处,去挖掘那些被遗忘的思想资源;需要有人真正直面时代之问,去创造能够被人民“信服”的理论。当社科专家们满足于在核心期刊上刷存在感,满足于在学术会议上刷脸,满足于用西方概念包装中国经验的时候,他们已经自动放弃了“立心者”的资格。一个时代的思维贫困,不是因为没有聪明人,而是因为聪明人选择了精致的沉默和安全的平庸。

为时代立心,不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要承受“君子固穷”的孤独,要面对“脱离群众”的质疑。当一个社科工作者真正把“人民之问”当作自己的课题,把“中国之问”当作自己的使命,把“时代之问”当作自己的责任,他就不再是一个网民嘲讽的“砖家”,而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像春秋战国时代一样“百家争鸣”,出现当代的老子、孔子、墨子、孙子、韩非子,去引领时代,去超越美欧,只有这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