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十一点，江城市委办公大楼三楼，走廊尽头那间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我加完班路过那里，无意间瞥见门缝里透出的光。
门没有关严。
新任市委女书记薛桂兰坐在办公桌前，手边摊着一摞泛黄的卷宗，卷宗最上面，压着一份干部履历表，照片那栏，贴的是我的脸。
我吓得一口气跑出了大楼。第二天一早，我接到书记办公室的电话。
推开那扇门，薛桂兰看了我很久，然后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电话接通的瞬间，她说：“老领导，您千金在我手下报到了。”
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一个沙哑的男声终于传了过来：“桂兰……你还记得这个号码。”
薛桂兰放下手机，把那摞旧卷宗推到我面前：“坐。你父亲的事，我觉得你该知道了。”
01
八月中旬，江城的太阳毒辣得像要把柏油路晒化。
我是郭慧怡，二十六岁，研究生毕业，考进了江城市委办公室综合科，算是端上了铁饭碗。
上班第一天，人事科的人领着我办了入职手续，又把我带到综合科。
办公室里七八张桌子，人不多，空调嗡嗡地响。
一个穿浅蓝衬衫的女人迎上来，自我介绍姓谢，叫谢红霞，是综合科副主任。
她五十岁上下，齐耳短发，笑起来眼角的纹路很深，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我的入职材料，然后说：“欢迎啊，小郭。”
其他人的态度说不上热情，也算不上冷淡。我站在门口，感觉一屋子人都在打量我。我低头看着自己新买的黑皮鞋，心想，慢慢来。
林歆婷是当天中午才出现在办公室的。
她和我同批考进来，分在同一个科室。
她个子高，皮肤白，穿一套米白色的西装裙，把自己收拾得精精神神。
她看见我，笑了一下，说：“郭慧怡？咱俩一个宿舍楼，以后多多关照。”
我也笑了笑，说好。
下午我埋头看材料，林歆婷坐在斜对面，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聊天，问家是哪儿的，爸妈做什么工作。
我说爸退休了，妈也退了。
她“哦”了一声，说：“那你家里挺简单的。”说完她转回去对着电脑，嘴角挂着一点笑，说不上什么意思。
我有点不舒服，但没接话。
傍晚下班，我在一楼大厅遇见一群人。
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女人，五十出头，梳着一丝不苟的短发，蓝色衬衫，黑裤子，步子很大，旁边跟着几个拿笔记本的干部。
是薛桂兰，新任的江城市委书记。
她在电视里出现过，我认得。
我往旁边让了两步，准备从侧门出去。薛桂兰的步子却突然慢下来。她走到我面前，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下，看了一会儿，像是在确认什么。
她没说话。我有些不自然，低声叫了一句“薛书记”。
她点了点头，目光收回，从我身边走过去了。
那一眼不算凌厉，但让我心里莫名发紧。我走出大门，回头看了一眼，她已经进了电梯。
入职第三天，谢红霞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摞资料，说：“小郭，过几天市里有个调研，你跟着做些文字记录。”
我点点头，说好的。正要出去，谢红霞又叫住我：“小郭，你爸以前在平川工作过？”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平川？我怎么不知道我爸在平川工作过？
我说：“我不太清楚，我爸没提过。”
谢红霞看了我几秒，从抽屉里拿出我的入职档案翻了一下，又放回去。“没事，忙你的去。”
她语气淡淡的，但我分明记得，档案上“父亲”那一栏，我填的是“郭学礼，退休”。
工作单位那栏，我写的是“原县级机关”。
我当时是随手写的，因为父亲真的没跟我细说过他在哪儿上班、做什么。
那天下班回家，我坐在出租屋的沙发上，越想越觉得不对。
我爸今年六十岁，退休好几年了。
从我记事起，他就是个普通工人，穿着蓝工装，骑一辆二八大杠，每天早上七点多出门，晚上六点多回来。
他话不多，脾气也不大，偶尔喝点酒，喝多了就坐在阳台上发呆。
这些年，我总觉得我爸心里藏着什么事。他从来不说，我也没问过。
现在谢红霞忽然提到“平川”，我脑子里一下子冒出许多疑问。
那天晚上，我没忍住，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我妈正在做饭，电话那头是油锅“滋啦”的声响。
我说：“妈，我爸以前在平川待过？”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我妈说：“你听谁说的？别瞎打听。你爸都退休了，有什么好问的。”
我还没来得及再说，那边传来我爸的声音：“谁的电话？”我妈说：“慧怡。”我爸没再说话。
我挂了电话，坐在出租屋的床上，窗外是江城灰蒙蒙的天。我忽然觉得，这么多年，我可能从来没真正了解过我爸。
02
薛桂兰上任以后，市委办这层楼的气氛骤然变紧了。
秘书科的人说，她把市里几个区的汇报材料都看了一遍，划了不少红杠子。
又有人传，她把前三年的人事任免记录调去翻了一夜。
各科室都开始收拾手头的旧账，走路都带着小跑。
我在综合科做文字工作，每天整理文件、核对数据、起草通知，忙得脚不沾地。
林歆婷比我轻松一些，她手上那位领导出差了，她闲下来的时候就会到我工位边转悠，看我做的东西。
她凑过来，压低声音说：“郭慧怡，你听说了没有？薛书记把全市副处级以上干部的档案全调了一遍。有人说她这次要动真格的了。”
我说：“那不是正常的吗？新官上任三把火嘛。”
林歆婷撇了撇嘴：“正常？我在省里实习过，没见过哪个领导一来就翻人事档案的。这女人，肯定有想法。”
她眼睛瞟了一眼我的电脑屏幕：“欸，你档案是不是也让她看了？”
我愣了一下：“不会吧。我只是个刚入职的小科员。”
林歆婷笑了笑：“那万一呢？你要是有什么背景，可别藏着掖着。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我没理她，继续整理手里的材料。但她说的话，像根刺一样扎在我心里。
一周后的一个晚上，我加班到十一点多。
手头有一份调研报告要汇总，其他同事都走了，只有我一个人坐在工位上敲键盘。
走廊里没什么人，空调的冷风打得我胳膊发凉。
我起来倒了杯水，走到窗口透了口气。
从窗户望出去，能看到三楼走廊的尽头。
那边有一间办公室，窗户亮着灯。
我认识那间办公室的位置，是薛桂兰的。
我看了看表，十一点四十。
她还没走。
我又回到工位上继续干活。
快到十二点的时候，我收拾东西准备走人。
经过三楼走廊时，我下意识往薛桂兰办公室的方向看了一眼。
门虚掩着。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走过去，继续往楼下走。
但我往前走的时候，隐隐约约听见身后传来翻动纸张的声音。
我停住脚步。那个声音不大，“哗啦”一声，很清晰。
我屏住呼吸。深更半夜，整层楼都黑了，那扇门后为什么会有人在翻纸？
我没敢回头，快步下了楼。走到一楼大堂的时候，值班保安老周跟我打了个招呼：“小郭，又加班啊？”
我笑了笑，说：“是啊，赶材料。”
走出大门，我站在夜风里，回头看了一眼三楼。那盏灯还亮着。
第二天上班，一切如常。
我端着茶杯去接水的时候，迎面撞上了薛桂兰。
她穿着一件深色西装外套，走在前面，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夹。
看见我，她停了一步，口中问了一句：“材料写好了？”
我点点头，说写好了。她“嗯”了一声，没说别的，径直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七上八下。
她认识我。而且，她好像一直在关注我。
上午十点，谢红霞把我叫了过去。
她递给我一份通知，说：“下午两点，薛书记到市委办座谈，你负责记录，重点记她讲话里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内容。”
我点点头，接过通知。谢红霞看了我一眼，说：“小郭，薛书记这人，说话直接，你别紧张，该怎么记怎么记。”
我说好的。她又补了一句：“她要是问起你家里的事，你别乱答。”
我抬起头，看着她。她好像察觉到自己说漏了嘴，转身回了自己座位。
下午的座谈会开了两个多小时。
薛桂兰坐在长桌中间，旁边坐着市委秘书长蒋波。
她问了不少问题，都是关于基层工作安排的，问到中途，她忽然转向坐在角落的我。
“小郭，你是刚毕业的，对基层工作有什么看法？”
我愣了一下，站起身。她摆摆手，说：“坐下说，别站。”
我坐下，脑子里有点乱。
说实话，我没想过会被点名发言。
我咽了一下口水，说了几句客套话。
她听完，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点点头，又开始问下一个问题。
座谈会结束后，同事们陆续离开，我留在座位上收拾记录本。薛桂兰从门口折回来，走到我身边，低声说了一句：“小郭，你爸身体还好吗？”
我手一抖，本子差点掉到地上。我抬头看着她，她的表情很平静，像只是随口一问。但我分明看出，她的眼神里有别的什么东西。
我说：“还好，谢谢薛书记关心。”
她点了点头，没再多说，转身走了。我站在原地，大概站了有半分钟，才回过神来。她问我爸身体干什么？她是怎么认识我爸的？
那天下午，我坐在工位上，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
我打开电脑，在搜索栏里输了好几次“平川县”三个字，又全都删掉了。
我忽然很怕知道答案。
说不清为什么。
03
那周星期五，我回了趟家。
家住在城南老小区，六层砖混楼，没有电梯，我家在三楼。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我妈正在厨房里包饺子，面粉撒了一案板。
我爸坐在沙发上，面前放着一杯茶，电视开着，播的是戏曲频道。
他一听见开门声，头往这边偏了一下，看见是我，说：“回来了？”
“嗯，回了。”
我换了鞋，进厨房洗了手，帮着我妈包饺子。
我妈问我在单位怎么样，同事好不好相处，领导严不严。
我一个个答了。
说到薛桂兰的时候，我的手停了一下。
我妈问：“怎么了？”
我说：“没事，新来的书记，人挺严格的。”
我低着头，把手里的面皮捏紧。我没有告诉我妈，薛书记那天问了我爸身体好不好。
吃完午饭，我爸回屋午睡。
我妈在厨房洗碗，我假装去里屋找充电器，打开了老衣柜的门。
衣柜最底下，塞着好几个塑料袋，装的都是旧衣服。
我蹲下去翻，手碰到一个牛皮纸袋。
那个纸袋很旧，边角都磨白了。
我抽出来，封口没有粘住，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黑白合照。
照片的边角已经泛黄，右上角卷起来一块。
我拿起来仔细看，照片上大概有十来个人，站在一栋老式办公楼前，背景可以看到大门口挂着的牌子。
我眯起眼，辨认牌子上的字。
“平川县委”四个字模模糊糊能看出来。
我的目光在一排人脸中扫过。站在中间偏左的一个年轻人，穿白衬衫，戴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三十上下。
那是我爸。
我爸年轻时的样子，跟我记忆里那个穿蓝工装、胡子拉碴的男人完全不一样。
他有头发，齐整地往后梳着，脸上没有太多皱纹，嘴角微微抿着，看起来精神，又带着点矜持。
在他左边站着一个穿灰色外套的女人，扎着两条辫子，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看起来二十七八岁。
她的脸型瘦削，眼神清亮。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钢笔写了几个字，墨水有些洇开了，但我还能认出：“1988年，平川县委班子合影。”
我握着照片，蹲在衣柜前，看了很久。
这个人，是郭学礼。他当过平川县委的干部。他从来没跟我提过一个字。
“慧怡，你蹲那干嘛呢？”
我妈的声音从客厅传过来。我赶紧把照片塞回纸袋，塞进衣柜底下，关上衣柜门。“我找充电器。”我应了一声。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若无其事。
吃完饭，我陪我爸坐在客厅看电视。
他今天精神似乎不太好，靠在沙发上，手一直摁着右边肋骨的位置。
我问他：“爸，你哪儿不舒服？”
他摆摆手：“老毛病了，不碍事。”
我说：“你最近有没有去医院检查？”
他说：“查了，医生说没事，让我注意休息。”
我不太信，但没再追问。
再过了一会儿，他咳嗽了几声，起身回屋了。
他走路的步子慢，一只手扶着墙。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母亲坐在旁边削苹果，削完把苹果递给我。我咬了一口，问：“妈，我爸年轻时在平川上班？”
我注意到我妈的手轻轻抖了一下。那一小块苹果皮掉在她膝盖上，她捡起来，扔进垃圾桶。“谁跟你说的？”
我说：“没人跟我说。我就是问问。”
我妈说：“你爸年轻的时候，是在县里上过班。后来机构改革，他就回厂里了。那时候你还小，记不得。”
“他上的什么班？”
“就是一般干部嘛，搞行政的。”她站起来，把果盘端回厨房，语气不轻不重，“你爸都退休了，你问这些做什么。”
我张了张嘴，把话咽了回去。我觉得我妈没有说实话。
回到自己屋里，我关上门，掏出手机搜了“平川县1988年经济案件”。
搜索结果很少。
我翻了十几页，在一篇旧新闻报道里，隐约看到一行字：“……平川县委原副书记郭某某因违纪被免职……”
我一瞬间心跳漏了半拍，盯着手机屏幕，又把那行字读了一遍。
原副书记。姓郭。1988年。那不是我爸，还能是谁？
我在那个词条上看了一遍又一遍。
报道很短，除了这一句话，没有更多细节。
我合上手机，躺到床上，盯着天花板，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同一个问题。
我爸，一个县委副书记，怎么后来就变成了厂里工人？
04
周一早上，我市委办的办公桌上有份文件，是上周座谈会的纪要修改稿。
我翻了一遍，改了几个错别字，把稿子送进去给谢红霞过目。
她看得很慢，目光在一个地方停了停，然后拿笔改了两处，递还给我。
我接过来的时候，听见她说：“小郭，之前你说你爸的事，你知道多少？”
我顿了顿，说：“谢主任，我爸以前是不是在平川县工作过？”
谢红霞没有立刻回答。
她看了我一会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我接过打开，里面是一张复印件。
是份证明材料，落款日期是1989年，盖着平川县委组织部的公章。
材料上有一行字，写了郭学礼的名字，以及他的职务：平川县委副书记。
我在看这行字的时候，手一直没停。
谢红霞也没催我。
过了一会儿，她开口了：“你爸当年的事，我听别人提过。具体的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他后来出了事，调走了。”
我问：“出了什么事？”
她说：“经济案件。具体怎么回事，我了解得不多。你这个复印件，是我从一个老熟人那拿的，你留着。”
我没有再问下去。把复印件折好，放进包里。她看了我一眼，又说：“薛书记前几天来看过这张材料。”
我愣了一下：“薛书记看过？”
谢红霞点点头：“她跟我问了问你的情况，没多说别的。但我觉得，她认识你爸，而且不是一般的关系。”
我没说话。心里那股说不清的感觉又冒上来了。
下午上班，我坐在电脑前，心里乱糟糟的。林歆婷走过来敲了敲我的桌子：“喂，周末干嘛去了？叫你吃饭都不来。”
我说：“回家了。”
“哎呀，你妈做饭好吃吧？”她靠在我桌边，笑了笑，“我跟你说个事。薛书记今天上午去档案室了，翻了好久。我听说她在找八十年代末平川县的一些旧材料。”
我的心猛地提了起来，尽量装得很平静：“你怎么知道的？”
“我妈一个朋友在档案室干活，说她在那翻了快两个小时。你猜她翻的是什么？就是八九年的干部处分记录。”林歆婷低声说，“你说她一个新来的市委书记，翻二十多年前的处分记录干嘛？该不会是有什么案底吧？”
我没接腔。
她又说：“哎，你爸以前不是也在平川吗？你知不知道什么内幕？”
我抬起头看着她。她的表情带着一点试探，笑得很随意，但我总觉得她话里有话。
我没回答她，拿起水杯去接水了。她在我身后笑了一声：“行，不说拉倒。”
我走出办公室，在走廊尽头站了一会儿。窗外的天开始阴了，要下雨。我看着楼下来往的人，心里烦闷得不像话。
我爸是县委副书记，因为经济案件被免职。薛书记在翻旧材料。林歆婷的消息来得太巧了，像是有人故意放给她的风声。
我忽然有种预感，这件事不会就这么平静地过去。
那天晚上，我加完班已经是十点多了。
我正准备关电脑走人，谢红霞从里间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说：“小郭，薛书记让你明天上午九点去她办公室一趟。”
我问：“她说什么事了吗？”
“没说。”谢红霞顿了顿，“不过看你造化了。”
05
那天晚上，我没能睡好。
翻来覆去，一直到凌晨才迷迷糊糊睡着了。
梦里好像又回到了那天晚上，走廊尽头，一扇门，一道光，我却怎么也走不到跟前。
第二天早上八点四十，我到了单位。
我到工位上放了包，去洗手间洗了把脸。
镜子里的自己，脸色有点发白。
我在脸上轻轻拍了两下，深吸一口气，朝三楼走去。
走廊里一个人都没有。我走到薛桂兰办公室门口，门关着。我在门口站了十几秒，抬手敲了两下。
“进来。”
我推门进去。薛桂兰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放着一杯茶，旁边是份文件。她看见我，点了点头，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我坐下了。她没有立刻说话，只是看着我。那种目光不像是在看一个下属，更像是在打量一个认识了很久的人。我被看得有些不自在，垂下了眼睛。
“小郭，”她开口了，“你爸最近身体怎么样？”
我没想到她开口又是这个问题，心里紧了一下：“还行，谢谢薛书记关心。”
她拿起桌上的文件夹，翻了两页：“你的入职档案我看了。父亲那栏，只写了退休，没有写工作单位。”她停顿了一下，“你知不知道你爸以前是干什么的？”
我犹豫了几秒，还是摇了摇头。其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想听她怎么说。
薛桂兰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好一会儿，然后她把文件夹合上，放回桌面。她拿起手机，从通话记录里翻出一个号码，看了很久。
她按下了拨号键。电话响了几声，通了。
我没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只听薛桂兰说：“老领导，您千金在我手下报到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安静的办公室里，我几乎能感觉到电话那头那个人的呼吸声。
过了一会儿，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声音很轻，有些沙哑：“桂兰……是你啊。”
我像是被人从头浇了一盆冷水。那是我爸的声音。
薛桂兰握着手机，没有开免提，声音并不大：“郭书记，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想跟您说一声对不起。当年的事，我一直记得。”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我以为我爸会说点什么。但他只说了一句：“都过去了。”
“没有过去。”薛桂兰说，“您身体还好吗？”
“还好。”那头的声音很低，“慧怡在你那，别跟她说以前这些事。她什么都不知道。”
薛桂兰看了我一眼，目光复杂：“她已经知道了。”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
一分钟。两分钟。
然后，挂了。
薛桂兰放下手机，低头坐了一会儿。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我说：“郭慧怡，你对家里的事，知道多少？”
我张了张嘴。她的目光很认真，没有试探，没有躲闪。我忽然觉得，她不是在逼我。她是想让我知道一些事。
我说：“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从小以为我爸就是个普通工人。”
薛桂兰说：“你爸是平川县委副书记，1988年的时候。”她顿了顿，“那时候，我是平川县委办的一名普通干部。是他一手把我提起来的。”
我的脑子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我看着她的脸，想了半天，只说出了一句：“那……那次合影上的人，是不是你？”
薛桂兰有些意外地看了我一眼：“你看到那张照片了？”
我点了点头。
她说：“那张照片上，站在你爸左边的人，是我。”
06
我在薛桂兰的办公室里坐了将近一个小时。
她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我面前。我手捧着那杯水，指尖发抖。她说话的声音不大，语气很平，但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锤子，砸在我心上。
“1988年，平川县发生了一起经济案件。”她说，“县里一家国企的账目出了问题，涉及金额不小。那时你爸是分管经济工作的副书记，案子按程序应该由他来牵头查。”
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查了一个多月，查出了几笔去向不明的款项。有人写举报信，指认你父亲挪用公款。”
我说：“他挪了吗？”
她放下茶杯：“没有。我一早就知道他不会。那几笔账，根本不是他经手的。但当时有人作证，证词指向他。”
“谁作证？”
薛桂兰没有接我的话。她拿起桌上的烟盒，抽出一支，没有点，拿在手里转了两圈，又放了回去。她做这些动作的时候，目光始终没有对着我。
她说：“你爸没有为自己辩解。组织上找他谈话，他承认自己管理责任，但没有承认挪用公款。后来他交了辞职报告，离开平川。案子的结论是‘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给予行政撤职处分’。”
我说：“他没有干，为什么要承认管理责任？”
薛桂兰说：“因为那个案子，如果不落到他头上，就会落到另一个人头上。他选择了自己扛。”
“扛谁的？”
她看着我的眼睛，说：“当时县委班子一共七个人。案子经过多次调查，目标慢慢指向另外一个人。你爸和那个人，是从同一批选调生里出来的，同一个乡干了三年。如果那件事落到对方头上，对方这辈子就完了。”
我说：“那个人……是谁？”
薛桂兰重新拿起那支烟，搁在眼前看了一会儿。她说：“你同事林歆婷的父亲，林国栋。当时他是县财政局长。”
我的心脏像被人攥了一下。
薛桂兰说：“林国栋和你爸是同期选调生，一起从乡里干上来。后来你爸比他早一步提了副书记，他留在财政局。表面上看，两人关系很好，但后来发生了一些事，让林国栋对你爸有了意见。”
她停了一下：“那个证人的证词，后来我查过，是指向林国栋的。但当时，她做了一个对你爸不利的证词。她叫谢春梅，是当时县委宣传部的一个干部。”
我一下子想到了什么：“谢春梅……谢红霞？”
薛桂兰摇了摇头：“谢春梅是谢红霞的堂姐。她也是我的同学。”
我坐在那里，一句话说不出来。我从来没想过，一张旧照片背后，藏着这么多人的关系。
“后来呢？”我问。
“后来，你爸走了。”薛桂兰说，“他把所有的事都压在自己身上，没有对任何人做过一句解释。他离开平川之后，调到市里一家工厂当普通职工，一直干到退休。”
她说完这句话，并没有看我。但我看到，她的手指微微抖了一下。
她没有说“对不起”。但这两个字，几乎写在她的脸上。
那天中午我走出那间办公室，走在走廊上，脚步是虚的。我下了楼，走到院子里，找了个没人的角落，蹲下去，抱着膝盖，半天没有站起来。
我不知道自己心里是什么感觉。委屈？愤怒？心疼？我说不清楚。我只知道，我爸这辈子，活得太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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