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养父收拾旧屋时翻出一张写着我名的大额存折，我悄悄揣进兜里没吭声，隔天去柜台一查，我眼泪止不住地流|周家|周顺|村主任|王玉华|雅婷

我赶回村那天，灵堂已经搭起来了。

叔叔周贵蹲在院门口，见我进门，手里的烟头往地上一扔，说，你还有脸回来。

婶婶许秀琳从屋里翻出几件旧衣裳，抖了抖灰，扔到我脚边，说一个外姓人，回来分什么家产。

我没吭声，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头。

守灵第三夜，我给父亲收拾东屋的旧木箱，摸到箱底一道夹层，拆开，里面有一本油纸裹着的存折。

户主栏写着我的名字。

金额那串数字，我数了三遍，才敢相信自己没看错。

我没告诉任何人。

第二天清早，我揣着它去了镇上的信用社。

老屋的院子不大，一口压水井，一棵歪脖子桂花树。

桂花树还是我念小学那年父亲栽的，如今树干比碗口还粗了。

树下支着灵棚，黑布被风掀起一角，露出里面那张旧照片。

照片是前年过年拍的，父亲穿着那件灰夹克，站在水泥厂门口，身后是大铁门上的铁锈。

他笑得有点拘谨，像是不习惯照相。

我来不及换衣裳，身上还穿着学校发的呢子大衣，膝盖上沾着路上的泥水。

周贵跟着我进了院子，他说话时嘴里喷出浓重的酒气。

“你爹人没了，事得办。”他说，“可这屋里的东西，你不能动。哥生前欠我的钱还没清。”

我愣了一下，转头看他。

他站在灵棚旁边，身上那件黑外套绷得紧紧的，像是好些天没洗了。

我说，我爸什么时候欠你钱了？

周贵哼了一声，说去年翻修屋顶，他借了我三千块砖的钱，还有人工，加起来五千块。

我爹走前一天，活儿还没干完，钱自然得由你出。

许秀琳从屋里出来了。

她走路的声响很大，脚上是双黑布鞋，鞋底硬邦邦的，踩在地上咔嗒咔嗒响。

“哟，这就是在县城当老师的那个周雅婷啊。”她上下打量我一遍，“几年不见，倒是长出息了。就是人不怎么孝顺，你爹一个人在屋里过了这么多年，也不见你回来几趟。”

我没接话。

我爹去世的消息是邻居打的电话。

那天我正在上课，手机震了三回，下课一看，是个陌生号码。

回过去，邻居说，周大个儿从房顶上摔下来了，你快回来吧。

我开车到村口时天已经黑了。

堂屋里搭好了门板，我爸躺在上面，脸上盖着黄纸。

我扑过去跪在边上，手伸到半空，不敢碰他。

他身子凉了，硬了，彻底不是那个会骂我不多穿件衣裳的人了。

周贵又说了一堆话，我不太记得了。

他翻来覆去无非几个意思。

周家家产姓周，你一个捡来的孩子，别想着沾光。

你爹走得急，他手里要是有什么钱，也该交给周家，交给族里，不该让你一个外人占了去。

许秀琳在一旁帮腔，说我是泼出去的水，说什么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她忘了我的户口本还在周家，上面写着父女关系。

我没有跟他们吵，也说不上害怕。

就是觉得冷，从里到外那种冷。

从进门到现在，没有一个人问过我路上好不好走，没有一个人跟我说句节哀。

到了傍晚，周贵堂屋里坐了一桌子人。

有村里的几个族老，还有隔壁邻居。

桌上摆着酒菜，他们边喝边说事，说着说着又绕到我身上。

最终，周贵递过来一张纸。

我接过来看，上面写着，本人周雅婷自愿放弃周顺名下所有财产及宅基地继承权，从此与周家无涉。

“签了吧。”周贵说，“好歹也是你爹的兄弟，我给你个体面。”

桌上的酒盅冒着热气，菜是村里帮忙的婶子们做的。

有一碟花生米，一盘炒鸡蛋，一碗红烧肉。

我爹平时不舍得吃肉，一个人过日子，经常煮白水面条。

我看着那张纸，纸上的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像是周贵自己写的。

我爹要是还在，他肯定不认这个字儿。

我爹写“周”字时，最后一横总要往下压一压，像是在使劲把什么事情落实了。

我没签。我说，我爸还没出殡，他尸骨未寒，你们就说财产的事？

周贵把酒杯往桌上一顿：“你什么意思？”

我站起身，把纸放回桌上：“我爸的事，得办了再说。这些东西，等我爸入了土，怎么分，该谁拿，咱再说。”我说着往里屋走，开了东屋的门，把门反锁了。

外面响起许秀琳尖利的嗓子，喊着外人就是外人，养不熟的白眼狼。

我背靠着门板站着，听着外面的骂声，心想，白眼狼就白眼狼吧。

晚上，村里几个婶子来帮忙守灵。

隔壁的赵婶端了碗热汤给我，我看着汤碗，不知道说什么。

赵婶叹了口气，坐在我旁边，说，你爹不容易啊。

一个人过日子，一天吃两顿。

晚上回来晚了，煮一把白水面条，酱油都舍不得多放。

我捧着汤碗，碗是烫的，手指冻得僵了半天才回过神来。

赵婶又说，有一回我路过你家门口，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吃面条，碗里连片菜叶子都没有。

我问他说，你闺女不给你寄钱吗？

他说寄了，他不要，他给闺女攒着呢。

赵婶说着，拿袖子擦了擦眼睛。

我听不下去，放下碗，出了门。

走到院里的桂花树底下，站了半天。

夜风冷得紧，吹得树叶子沙沙响。

我仰头看了会儿天，又低下来，什么也没想。

后来我收拾衣裳时，从柜子里翻出一件旧的灰棉袄，棉袄的袖子破了口，露出发黄的棉花。

我拿起来想叠好放回去，手指夹到口袋里有什么东西，硬邦邦的。

我掏出来看，是一叠餐票。

上面印着水泥厂食堂的章，日期已经模糊了，数了数，还有十几张。

我爸在厂里干活时，食堂的饭票他舍不得用完。

我攥着那叠餐票，许久没松手。

夜里我睡在东屋的木板床上。

家具少得可怜，一张床，一张桌，一口木箱，凳子都不够坐。

墙上挂着一个旧的挂历，挂历还是前年的，翻到了七月那一页就不翻了。

窗台上摆着一个搪瓷杯，杯底有两颗陈皮梅的包装纸。

那是我小时候爱吃的东西，一角钱两包。

我记得有一回，我爸去镇上赶集，回来给我带了两包陈皮梅。

他蹲在门槛上看我吃，问我，甜不甜？

我说甜。

他就笑，眼角的皱纹挤成一条深沟，说下回再给你买。

那个搪瓷杯里的陈皮梅包装纸，不是最近放进去的。

纸上的字快褪光了，边缘发脆，一碰就要碎。

我看了很久，那些包装纸叠得整整齐齐。

我想，我爸这些年，大概没有换过那个杯子里的东西。

他把我吃过的包装纸一张张攒下来，放在杯子里。

杯子放在窗台上，他每天睁开眼就能看见。

夜越来越深，外面喝酒划拳的声音渐渐散了。

我听着那些动静，想着周贵说的那个“欠钱”，想着那张放弃继承声明。

我没有想哭，就觉得心口闷闷的。

像是有一块石头堵在那里，上不来下不去。

我当时还不知道，东屋的旧木箱里还藏着更重的东西。

那东西，要等周贵他们全走了，才会自己露出来。

第二天一早，周贵和许秀琳又来了。

这次他们带了人，是村里两个年轻后生，扛着梯子，像是要修屋顶。

进门后周贵把手一挥，示意他们上西屋去。

我说，你们干什么。

周贵说，房子是周家的，屋顶漏水，我得找人修，不修塌了算谁的。

我没拦他们，也没法拦。

我爹刚走，周贵是他亲弟弟，论理，家里红白事都得有人撑着。

再说我在这里立不住脚，我一个搬出去住了好多年的养女，村里人眼里，我就是回来看一眼就走的那种。

他们上西屋去，我在东屋翻柜子。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就是想着把我爹的东西收拾收拾。

他活得那么素净，衣服就那么几件，一件灰夹克，一件蓝布褂子，一件已经洗得发白的中山装。

我一件件抖开，叠好，摆进一个干净的化肥袋子里。

翻到柜子最底层时，我摸出一个旧木匣。

木匣不大，油了漆，漆面已经起了皮。

我打开看，里面有一封信，一个红布包，还有一个蓝色的布面笔记本。

我先拆开信，纸已经黄了，折痕处起了毛边。

信的开头写着：志坚吾弟，见字如面。

信是父亲写给一个叫志坚的人的，说家里娃儿上学的事，说要借两百块钱，年底一定还上。

底下落款日期是我念初二那年的秋天，我看后心里一阵发酸，又装回去。

红布包里是一对银手镯。

镯子不大，像是小孩子的物件，银面发暗了，有些地方已经磨得光溜溜的。

我猛然想起来了，王玉华走的那年，把我小时候戴过的银手镯留在了柜子里，没有带走。

她是我养母，我的户口本上曾经有一页，写着“王玉华”，与户主关系那一栏写着“妻”，后来注销了。

我伸手把那对镯子拿起来，沉甸甸的，很凉。

周贵在西屋闹出动静，有人踩着屋瓦咔啦咔啦响。

许秀琳站在院子里，仰着头冲屋顶喊，轻点儿踹，别把瓦踩坏了。

我听见她的声音，想着她昨晚上那些话，她说我是捡来的。

她说，周顺抱你回来时，你还裹着块旧毛巾，嘴里连声音都哭不出来。

她说的没错。

我确实是我爸从镇上的汽车站旁边捡回来的。

这事在村里不是什么秘密，老一辈子的人都知道。

据说那天我爸去镇上买种子，经过汽车站，看见一个纸箱摆在候车室门外。

里面放着个婴儿，裹着旧毛巾，脸冻得发紫。

旁边没有留纸条，没有名字，什么都没有。

我爸蹲在纸箱边上等了半天，见左右没人来认，就把我抱回来了。

那年他三十二岁，还没娶亲。

后来，经人介绍，他和王玉华结了婚。

王玉华是个能干的农村女人，起初对我也好，喂米糊、换尿布，把我养到四五岁。

那几年，大概是这个家最像家的时候。

后来村里人闲话多了，说我爸傻，替别人白养孩子。

又有人当着我妈的面说，雅婷这娃越长越像镇上那个开长途车的司机长贵。

王玉华心里存了芥蒂，跟父亲慢慢生了间隙。

我上初二那年，王玉华提出离婚，搬回了娘家。

父亲没有拦。

他蹲在院子里抽了一下午烟，然后去灶房给我煮了一碗面，碗底卧了两个荷包蛋。

他对我说，娃，以后爹一个人供你读书。

你读到哪里，爹供到哪里。

我合上木匣，手指按在匣盖上，半天没动。

那对银手镯在红布里包得好好的，是我妈留给我的。

她大概走时也犹豫过，带着的话会想起那些流言蜚语，不带的话又觉得亏心。

她最终还是放下了。

她什么话都没留，只留下一对象征她对我那几年母女情分的银镯子。

我还在发愣，堂屋里传来周贵的声音：“这柜里怎么空了？哥的存折呢？他这些年攒的钱呢？一样都没有？怎么可能！”

我起身走过去。

堂屋里，周贵正翻着父亲床头柜的抽屉，抽屉里空空的，只有几双旧袜子和一根小钢锯条。

他看见我进来，也不躲，把手里的东西往屉里一扔：“你爹的东西呢？”他问我，“你爹这几年工地上干了那么多活儿，钱呢？”

我说，我不知道。我爹没跟我说过。

周贵冷笑了一声：“你是他闺女，他会不跟你说？他要是没跟你说，那肯定是你趁这几天把东西藏起来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心里特别平静。

我说，我要是藏了，你就翻，翻得着算你的。

周贵脸上挂不住了，又不好当着我面搜我的身。

他骂了一句，转身出了堂屋。

许秀琳在外面拦着他，小声说，急什么，人还没出殡，东西跑不了。

到时候，咱有的是办法。

他们这一出，倒是让我心里动了一下。

傍晚，吕旺来了。

他是父亲在水泥厂的老工友，两个人搭伙干了十几年，情谊不一般。

吕旺头发花白，背有些驼，进了门上了一炷香，没说话，在灵前站了半晌。

他看周贵他们不在，压低声音跟我说：“丫头，你爸有些东西，怕是不在明面上。你仔细找找。他那人，心思重，有事爱藏在底下。”

说完他也没多坐，借口家里还有事就走了。

他走时在门口停了一步，又回头补了一句：“你爸每个月十五号风雨无阻要去趟镇上。也不知道办什么事。你自个儿琢磨琢磨吧。”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吕旺的背影消失在巷口。

夕阳落在桂花树上，把树影拉得很长。

我爹每个月十五号去镇上。

他一辈子节省，去镇上除了买种子、买盐、打酱油，从来不舍得多花一分钱。

那他每个月十五号去镇上，是干什么？

我回到东屋，关上门。

屋里光线昏暗，墙角的木箱在阴影里静静蹲着。

我蹲下去，伸手在木箱里翻了翻。

衣服已经收干净了，箱底垫着一张旧报纸，我掀开报纸，看见下面还有一层薄板。

薄板边缘跟箱壁之间有一道缝，不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我试着抠了一下，板子松动了。

我把板子掀起来，底下是一个夹层。

夹层里塞着一个小布包，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本深蓝色的存折。

我翻开存折，第一行字跳进眼睛里。

户主：周雅婷。

我眨了眨眼睛，又看了一遍。

户主那栏清清楚楚写着我的名字。

再看余额那栏，我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又数了第三遍，才确认自己没看错。

那串数字烫得我手指发抖。

我不敢声张，把存折放回布包里，塞进贴身的口袋。

然后我把木箱恢复原样，坐在床沿上，心跳得像擂鼓一样。

没有谁家当父亲的，会把那么大一笔钱存在女儿名下。

何况这个父亲刚刚死去。

我周顺活了这些年，就攒了个老实名声。

我爹一辈子没骗过人。可这件事，他骗了我一辈子。

第二天早上，我把那本存放折的折子贴身带着，出了门。

周贵他们的动静我懒得搭理，反正我说我去镇上给我爹买点纸钱，他们也没什么可说的。

我先去了趟信用社。

镇上就一家信用社，办事窗口是个老旧的木头台子，柜面的漆磨掉了不少。

我拿了排队号，坐在长椅上等着。

墙上挂着一块旧石英钟，滴答滴答地走。

柜台里面坐着个四十来岁的柜员，戴着一副老花镜，正对着电脑敲键盘。

她抬头看我一眼，说，办什么业务？

我把存折递进去。

我说，麻烦帮我查一下这个户头的余额，还有存取明细，能打多少打多少。

她接过存折，低头看了看户名，又抬头看了看我：“你是周雅婷？”

我说是。

她没再说话，开始敲键盘。

打了一会儿，她顿住了，像是有些意外，又换了一张凭条重新打。

又过了片刻，她起身从后面的铁皮柜里取出一本厚厚的卡片册子。

那是老早的格式，手工登记的那种，一笔一笔写得整整齐齐。

她一页一页翻，翻了好一阵，从里面抽出几张泛黄的卡片，放在扫描角上慢慢看。

看她这样子的认真劲，我心里头不安起来。

我爹不会是在外面欠了印子钱吧。

我心想，转念又觉得不对，存折上那额度，拿出去欠债可还不起，那是好几层的上头。

“姑娘，”柜员终于开口了，她把那几张老卡片套上塑料膜递出来，“这存折开了快三十年了。本子换过几回，早年的记录都在手工卡里。你自己看看。”

我接过来，低头看。

第一张卡上，开户日期写着我五岁那年的秋天。

金额栏写着：伍拾元整。

摘要栏只有一个词：学费。

那年我五岁，还没上小学。

我爸是个建筑工地的零工，那时候一天的工钱大约两块五。

两块五。

他攒二十天，存下五十块，给我当学费。

第二张卡，隔了半年，入账六十块。

摘要栏写着：棉袄。

那是我念小学一年级那年的冬天，我记得他给我买了一件带毛毛领的棉袄，花了三十块钱。

他那天在商店里站了很久，犹豫了很久，最终咬咬牙买下来了。

后面几十张卡片，像一页一页翻开的账本，把我爸这三十年攒下的所有心事，全部摊在我面前。

学费，课本费，住宿费，生活费。

每一笔钱都写在每年固定的时候。

他像一只辛勤的蚂蚁，自己不舍得吃喝，一分一厘地往这个户头里搬。

有一年冬天，断了一次记录。

隔了几天，又补上了一笔，摘要栏只写了一个字：补。

那一年，是养母王玉华刚走的第二年。

父亲一个人拉扯我，又要还债，又要吃饭，又要给我攒学费。

那个月大概实在没有钱往里面放了。

但他隔了几天，还是不知道从哪儿熬出来一笔钱，补了进去。

我翻着那些旧卡片，手上的触感像在摸着一块块陈年旧瓦。

又往后翻，等我念高中那年起，笔数字渐渐大了。

有一笔，一次性存进去五千块。

存款日期是我高考前那个暑假。

我把那笔五千块看了很久，想起了那年的事。

那年父亲在工地上从架子上摔下来，腰受了伤，在医院躺了将近一个月。

我去医院看他，他躺在病床上，还笑着跟我说，没事，皮肉伤。

出院后，他回了工地，继续干。

后来我隐隐听说，他拿到了一笔赔偿款，具体多少，我不知道。

现在我知道了，五千块，他一分没留，全转进了我的户头。

我翻完最后一页卡片，手指头有点抖，抖得连纸片都夹不稳。

我把卡片放回台面上，说了声谢谢，声音发哑。

柜员看着我的表情，倒没再问什么，只说你的存折要收好，落款人是你爸，你是取款人没错，但支取的手续你得准备身份证。

我点点头。

出了信用社大门，我没有立刻走。

台阶还晒着冬天上午的太阳，一点暖意。

我坐下来，把那本存折又翻开看了一眼，然后又合上，攥在手里。

我蹲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流了几行，我拿袖子擦了，但擦不干。

像是存了二十多年的东西，堵在眼眶里，一下子全涌了出来。

信用社门口人来人往，有人多看我两眼。

我没管他们。

后来，我坐在那里想了很久。

我一笔一笔算过那些钱的总额。

对一个建筑工地的零工来说，那几乎是这辈子的全部收入。

他自己的棉袄破了洞不补，棉衣里垫着旧报纸。

他住的老屋连瓦都没翻过，下雨天要拿脸盆接漏。

他的头发花白一片，牙掉了也没去补。

可他给我存的这些钱，没有断过一年。

甚至他去屋梁上摔下来的前一天，他最后一次去了趟镇上。

我到今天才知道，他那天去办的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

我坐了很久，直到腿脚有点发麻。

最后我站起来，把那本存折放回贴身口袋，拍了拍。

这时我才想起来，我不光要弄明白这存折里有多少钱，我还要弄明白父亲为什么这么急着把钱全部落给我，又为什么连我本人都不知道有这本存折的存在。

他要瞒着我是他的选择。

可他一定遇上了什么事，才会连我在县城的电话都不打一个，就自己做了这么大的决定。

吕旺说的那句“你爸每个月十五号要去趟镇上”，还在我耳朵边上转。

每月十五号。

这下我明白过来了，那些存取记录里每笔钱的日子我记不清，但他存钱的日子大约都定在十五号前后。

信用社的柜员方才还说了一句，这人的存取习惯特别好认，每月十五号前后，准时来一趟，三十年了，风雨无阻。

那他每天都在那个固定的日子办什么事呢？

存钱呗。

还能办什么。

可我爹每个月的十五号，要专门去镇上存钱这件事，他从来没跟我提过一个字。他给我存了那么多年，连一次都没让我知道。

回到村里，院子里已经搭好了灶台，帮忙的婶子们在张罗出殡那天的席面。

周贵看我回来了，站在院子当中，歪着头问我：“你爹的东西呢？你到底找到没有？昨天吕旺来跟你说了啥？”

我看着他，心想，吕旺没说什么，就是你心里有事。

我没有跟他提存折的事，只说去买了纸钱，又给我爹买了两包他平时抽的“大前门”。

周贵哼了一声，满脸不信，却也没再追问。

许秀琳从灶房里出来，端着一碗面，自己吃着，看见我，嘴角撇了一下，声不高不低地说：“有些人啊，嘴上说得好听，回来尽孝。其实呢，回来守了几天灵，连一点钱都不肯拿出来。你爹真是白养她一场。”

她这话是说给院里帮忙的人听的。

我爹还没出殡，他们已经来了好几拨人。

先是问我爹留下什么，后来问我爹有没有存折，现在又开始说我抠门。

我不想像泼妇一样跟她在院子里对骂。

我爹辛苦一辈子，他活着时没人这样打量他。

他不在了，这些人反倒来了精神。

我进了东屋，关上门。

屋里光线很暗。

我坐在床沿上，又把那本存折掏出来，翻到最后一笔记录。

父亲出事前一天，存了一笔钱进去，一千块整。

摘要栏写着一个字：遗。

遗。

我看了很久那个字，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他写那个字的时候，也许手在抖。

也许他想写的是“预留”，或者是“给我儿”，但他只写了一个字。

他可能自己也觉得这笔钱以后由我自己取出来，由我自己花，那个字写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眼泪又漫了上来。

我仰头吸了一口气，把那口气憋在胸口，等它慢慢落下去。

我不能一直哭。

我还有事没查清楚。

存折是父亲留给我的，可我一直没想通，他一个在工地上卖力气的人，一年到头能存下这些钱，已是拼了命。

但他怎么会孤注一掷地在最后一年里，把征收补偿款和自己所有积蓄，全部转进我的名下呢？

甚至连前妻治病的钱都托吕旺转过去，还不留自己的名字。

王玉华。

我念叨着这个名字。

养母，二十多年没见了。

我念初中时，她和我爸离了婚，回了娘家，后来听说又改嫁了。

父亲从不提她。

我也没有问过。

我隐约觉得，这中间大概有些我不知道的事。

而这些事，也许跟父亲最后这段时间里做的那些安排有关。

我下午又去找吕旺。

吕旺家在村东头，两间平房，院子里养着十几只鸡。

他看见我来，也没惊讶，把我让进屋。

屋里光线暗，墙角的蜂窝煤炉上坐着一壶水，咕嘟咕嘟冒着热气。

他给我倒了一杯水，坐下来，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你爸的事，我早就想跟你说。可他拦着，不让我说。他说，这些话烂在肚子里就好，别给孩子添堵。”

“到底是什么事？”我问。

吕旺端起自己的杯子，没喝，看着杯沿：“你妈王玉华，你还没出生那会儿，她娘家爹得了肺病，拖了好些年。后来你妈回娘家伺候你姥爷，那几年全靠你爸一个人挣钱撑着两头。你爸从来没说啥。”

“后来她为啥要走？”我问。

“你妈那时候还年轻。”吕旺咳了两声，“她跟你爸结婚，起初也有些旁的原因。她那会儿处境不太好，你爸收留了她。后来她娘家日子也慢慢稳住了，加上村里那些闲话，她心里头觉得亏欠，总觉得你爸是为了你才跟她结的婚，不是为了她这个人。时间长了，她自己想不开，就走了。”

“她改嫁了？”我又问。

吕旺摆摆手：“没改嫁。她回娘家后，在镇上做裁缝，一直一个人。前几年听说她身体开始不好，查出来是肝上的毛病，治了不少钱。你爸不知道怎么听说了，就托我给她转了一笔钱，还不让写他的名字。”他说着，起身到里屋的柜子里摸出一个信封，递给我，“你爸走前，托我保管这个，说等你办完后事交给你。他说，你要是想知道，就让你自己看。”

我接过信封，没有当场拆开。

我把它放进衣兜里，出了里屋，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

吕旺家的鸡咕咕叫着，一只公鸡跳到墙头，歪着脑袋看我。

我忽然鼻子一酸，眼泪又涌了上来。

我父亲的这一辈子，被我一个下午之间翻开了大半，可我越翻，心里越难受。

他活着的时候，我总觉得他话少，老实，没本事。

母亲走了以后，他一个人供我念完师范。

我工作了，每个月给他寄钱，他不要，每次打电话都说，留着自己花，爹有钱。

他有什么钱？

他这辈子一分一分抠出来的钱，全在存折上了。

在我名下。

他自己呢？

他最后一次穿的那件衣裳，袖口都磨破了。

他脚上那双黄胶鞋，鞋底薄得能看到里面的布纹。

我回到家时，天已经擦黑。

堂屋里点着白炽灯，嗡嗡作响。

周贵坐在桌边，手里捏着一支烟，没有点。

许秀琳站在他旁边，手里攥着一块抹布。

他们像是特意等我回来。

我走进去，还没站稳，周贵把烟往桌上一搁，开口了：“雅婷，出殡的日子定了，后天。咱先说说你爹那些东西的事。昨天你不在，我跟村主任聊了聊，他说明天他过来，主持分家。”

我说，分什么家？

周贵说：“你爹的宅基地、老屋、还有他这些年攒的存款。国家占地补的那笔钱，一定在你爹手里。他人没了，这些东西得有说法。”

我看着周贵，像看着一个不认识的人：“我爹还没入土，你已经在想着分他的东西了？”

周贵一拍桌子——“我是他亲兄弟，我不替他想着，谁替他想着？你是周家人吗？你户口本上姓周，可你身上流的是谁的血？你自己心里没数？”

许秀琳接嘴：“就是，我们周家可不能让外人占了便宜。”

那一个“外人”两个字，像针一样扎进我心口。

我站在堂屋门口，白炽灯的光落在我脸上，有点晃。

我心想，我爹不在了，他活着时候，没有一个人当着他的面说我是外人。

他倒下才几天，全世界都来提醒我了。

我看着周贵说：“分家，可以。后天我爹出殡，等把他送走了再说。要是你们急，就自己分吧。我不拦着。”

说完我转身回了东屋，关上门。

我把门插好，在床沿坐了很久。

夜色沉下来了，窗外桂花树的影子印在窗纸上，像一只伸着枝丫的手。

我从口袋里掏出吕旺给我的那个信封。

信封已经发黄了，边角毛茸茸的。

我拆开封口，里面是一张薄薄的信纸，折了两折。

我摊开信纸，看上面的字，是我爸的字。

一笔一划，像是怕我看不清似的，写得格外用力。

我一个字一个字的看，看完之后，整个人僵在那里，连眼泪都流不出来。

那封信很短，横竖加起来不到两百个字。

我读了很久。

读完之后，我又读了一遍。

然后我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又从信封里抽出另外一张纸。

那张纸是张收据，收据的角落上盖着红章，日期是半年之前。

收据的抬头印着“永安公墓”四个字。

我爹半年前，就去给自己买了一块墓地。

出殡那天，天阴沉沉的，没有风。

帮忙的人把棺材抬上灵车，纸钱撒了一路。

周贵在前面引路，我抱着父亲的遗像走在棺材后面，许秀琳跟在更远的地方，跟村里几个妇人嘀嘀咕咕说着什么。

走到村口时，一阵刺耳的刹车声从身后传来，一辆黑色面包车停在跟前。

从车上跳下来几个人，为首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光头男人，手里拿着个牛皮纸袋，脸上横着一道疤。

周贵一看这架势，本能地抖了抖，往后退了半步，转头看我，眼里有些慌张。

光头男人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了一下，说：“你就是周雅婷？”我说是。

他说：“我是劳保公司的，来处理你爹的事。”我一愣：“处理什么事？”光头晃了晃牛皮纸袋：“工伤赔偿金，加上未结的工资，总共四万多。你爹摔伤住院那回的赔偿款。”

旁边周贵一听这话，两眼放光，抢前一步：“我是他弟弟，钱的事跟我说就行。”光头瞟了他一眼，也没理他，把那纸袋递给我：“这钱，你爹上次去公证处立了字据，说是留给女儿的。”我接过来，周贵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许秀琳在身后尖着嗓子喊起来：“凭什么！他周顺是周家人，这钱也是周家的！她一个捡来的孩子，拿了钱就想走么！”那光头被她吵得皱了皱眉：“你喊什么？字据上有公证章，要不要给你看一眼？”许秀琳还想再闹，被我父亲未出殡的灵车压在那边的白布迎风一抖，她到底没敢冲到棺材前边来。

灵车继续往前走，到了坟地。

下葬的仪式不长，村里的老人替我先给坟头奠了土，然后让我跪下来。

我跪在坟前，把一直贴身藏着的存折捧出来，放在坟前的黄土上，磕了三个头。

我爹死了。

我摸着他最后留下的那封信，一个字一个字地又走了一遍。

他写：丫头，爹这些年攒了些钱，都在你名下。

不管将来走到哪儿，你都有口饭吃。

爹走之前把账全清了，你妈那边也给了。

你莫记恨她，她一辈子不容易。

你好好过你的日子。

后事我自己备好了，你不用操心。

爹这辈子没大本事，能给你的都给你了。

你在城里好好的，爹就放心了。

坟头的新土堆起来了，纸钱烧成黑灰，飘飘悠悠地扬起来。

我坐在坟边，任风吹干脸上的泪痕。

周贵他们一转眼就没有了踪影。

我爹下葬的时候，没有一个周家人愿意多留一刻。

他们心里惦记的，只是那个牛皮纸袋里的钱。

可他们打错了算盘。

我爹那封信托吕旺转给我时，就已经把所有的事都交代清楚了。

公证处，村委会，信用社，每一笔都过了明路。

他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周顺的女儿就是周雅婷，不姓别的，户口本第几页写着，公证处盖着章，谁也改不了。

周贵他们以为我爹是个老实巴交的闷葫芦，到死都不会吭声。

可他临终前一声不响地，把什么事都安排得妥妥帖帖。

他唯一没安排到的，大概是我那一天在银行柜台前，哭得直不起腰来。

我照着他信里说的事情，一件一件去办。

先去了王玉华住的镇上。

那是一间破旧的小裁缝铺，门脸很窄，挂着几件衣服。

我推门进去时，王玉华正坐在缝纫机前，低着头，双肩削瘦。

她听到声音抬头，看见我，一下子愣住了。

她苍老了许多，两鬓全白了，眼角皱纹深深的，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年轻利落的妇女了。

我站在门口，没有动，也没有说话，隔着一台缝纫机，我们看了对方好一会儿。

她的一双手搭在布面上，指尖微微发抖。

我走过去，从兜里掏出来那个存折。

我把它放在缝纫机上：“这存折里的钱，是我爸留给我的。我留着，他说得对。可我今日来，是想看看你。”

王玉华的嘴唇动了动，声音干涩得像砂纸：“雅婷……”

“爸走了。”我看着她，话一出口，声音还是哑的，“他走之前，叫吕旺给你转了一笔钱。他没留名字。他跟我说，你活得不容易，叫我不必记恨你。”王玉华的眼泪刷地流下来了。

她坐在缝纫机前，哭得浑身发抖，像一片秋天的落叶。

我没再说话，转身出了门，走出那条窄窄的巷子。

身后传来她压抑的哭声，我也没回头。

父亲信里还提到了一件事。

他说他半年前在永安公墓买了一块墓地，是双穴的。

旁边留着一个空位。

他说，你妈要是有天想回来，就让她住那儿。

他怕自己走了以后，王玉华老无所依。

所以把这些年攒的钱，托吕旺悄悄给她转了过去。

可他自己，连新衣服都舍不得买一件。

我从镇上回来后，去了永安公墓，找到了父亲选好的那块地方。

墓碑上已经刻好字了。

立碑人那栏，工工整整刻着三个字：周雅婷。

我蹲在碑前，伸手摸了摸那三个字，笔锋是父亲请人刻的，边上磨得很光滑。

他在世时，把能想到的所有事情都办妥了。

包括他的墓碑上要刻什么字，墓碑前以后会有什么人来祭拜他。

他早就算好了。

他怕自己走了，女儿孤零零的，连个挂靠的姓氏都没有。

从公墓出来，我拨通了村主任的电话：“吴叔，我是雅婷。我爹名下的宅基地跟老屋，我打算不卖。我爹跟我说过，老屋留着，等冬天下雪的时候回来住几天。我想留着那间屋子，哪怕一年只回来一次，哪怕我就是回来看看桂花树，也好。”

村主任那头沉默了一下，说：“那周贵那边，你打算怎么弄？”

我说：“要是周贵想要宅基地，让他按市值折价买。钱我拿着。他自己心里很清楚，我爹活着时，他一分钱没借我爹，倒是我爹每年帮他家干了不少活。他如果要闹，我就去派出所问一问，他当年从水泥厂弄回去的那批废钢筋，是不是走正规手续的。”

我这不过是试探着说了一句。

可村主任那头又沉默了一会儿：“行，我给你挡着。你爹这个人，老实，但他不傻。他那儿的事，村里人都知道。周贵占不了便宜。”

我谢过他，挂断电话。

傍晚的风吹过公墓的山坡，凉飕飕的。

我把父亲的墓碑前散落的纸灰拢了拢，又站了一会儿。

天边被晚霞烧成了一片火红色，我笑了笑，抹了一把脸上的泪，转身下山去了。

日子还要过下去，可往后的日子，我已经不再是那个不知道自己姓什么的孩子了。

处理完父亲的丧事，我在县城又待了几天，才回的学校。

回来第一件事，是去银行，办存折挂失换新。

原来的折子旧得没法用了，信用社的柜员说，换新本子要把旧折子收回去。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换了一本新的。

可旧存折上那些手写的存取记录，我请柜员给我复印了一份。

我把它夹在一本厚书里，放在卧室的抽屉最底层。

办完这些，我又开始一趟一趟跑公证处。

父亲的工伤赔偿金和遗属补助金的手续需要不少材料。

我没有嫌麻烦。

那几万块钱对于周贵来说是块肥肉，对我而言，是我爸拿命换来的。

我不能让周贵把它啃走。

填完第三张表格的时候，我坐在公证处的长椅上，忽然觉得一阵疲惫从骨头缝里渗出来。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号码牌，眼前模模糊糊的。

我想起父亲生前总是坐在老屋那张旧椅子上，不说话，也不开灯，就那样坐在黑暗里。

他大概也是这么疲惫的。

他一个人扛了多少年，什么也不说。

说的时候，他已经来不及亲口告诉我了。

几天后，我接到村主任打来的电话。

他告诉我，周贵果然去找村里了，闹着要宅基地。

村主任没给。

村主任说，你哥的宅基地有手续，政府占地补偿款也已经付清，你哥在的时候都办妥了。

你要有什么意见，去法院告。

周贵不服，又跑了一趟镇政府，镇上翻出当年的征收记录，宅基地的产权证写的是周顺的名字，跟他没有半点关系。

周贵闹了个没脸，回家发了好几天脾气。

许秀琳不甘心，又跑到我们家门口来骂街。

我那天正好请假在家，听见她在楼下扯着嗓门喊，说我是白眼狼，说周顺养了我这个外姓人，反倒是周家人一根毛都分不到。

我在楼上听着，没有出去。

过了一会儿，她骂累了，声音渐渐低下去。

又过了一会儿，她走了。

我走到窗边往下看，巷子里空无一人。

阳光照在水泥地上，一片白花花的。

我掏出手机，给吕旺打了个电话。

“吕叔，我爸那封信，你是什么时候拿到的？”我问他。电话那头吕旺沉默了一下：“你爸没跟我说那是什么内容，只说他走了以后交给你。”

我又问：“那信封里的信纸，是不是他早就写好的？”

吕旺想了想：“他最后一次来我家时，把信封给我的。那时候他刚从医院回来，脸色不太好。我问他要不要紧，他说，没事，就是有点累。”我握着手机，鼻子酸了一酸。

他不是有点累。

他是去医院查出了什么，知道自己不行了，就开始悄悄办这些事。

他给自己买墓地，给我存最后一笔钱，给王玉华转最后一笔账。

他把所有的事都安排得清清楚楚，然后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回到老屋，爬上房顶，替别人修屋顶的时候摔了下来。

也许那个摔下来，只是意外。

但也许，他早就觉得自己这条命撑不了多少天了。

我挂断电话，在窗边站了很久。

外面起风了，梧桐叶子一片接一片地落下来。

十二年前，我在县城念师范，父亲来给我送被褥和厚衣服。

那天也刮着这样的风，他把自行车停在学校门口，从后座上卸下来一个大编织袋，又解开系在车把上的尼龙绳，把两个书包缚了出来。

他蹲在路边帮我捆被褥时，我看见他的后脑勺上白了一大片。

那时他不过四十五六岁。

一个四十五六岁的人，头发就白了一大半。

当时我以为他是操劳过度，现在才明白，他心里装的事情太多，那些事情压在他心上，就像磨盘一样，日日夜夜碾着。

送完东西，他也没多留，骑上自行车就走了。

我站在校门口，看着他的背影不急不缓地融进人流里。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

后来那辆车变卖了，换了一辆电动车，再后来，他嫌电动车充电贵，又骑回了一辆二手的旧自行车。

他这一辈子都在省，省，省。

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变成了那本存折里一笔一笔的数目。

他从来不曾为自己花过什么大钱。

唯一出手阔绰的，就是给我存的那一笔巨款。

半个月后，我收到了一笔汇款。

金额不大，三千块。

附言栏里写着一行字：雅婷收。

落款是王玉华。

我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打听到我的地址的，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寄钱给我。

大概是我那天去那间铺子里找到她的事，让她心里过意不去了。

可我并不欠她什么，父亲也不欠她什么。

他把能给的都给了她，给了她的女儿。

我把汇款单收进抽屉，没有去取。

那笔钱，我打算留着她养老用。

父亲在信上说，你妈一辈子不容易。

他写了这几个字，也许是他在弥留之际想起那年王玉华挎着一个蓝布包走出院子时，站在桂花树底下哭了一场的模样。

他这辈子只爱过这一个女人，虽然没能跟她走到最后，但心里始终给她留着一盏灯。

冬至那天，又下了雪。

我请了假，回了一趟老屋。

院子里积了一层薄薄的雪，桂花树的枝丫上挂满白茸茸的雪条。

我推开堂屋的门，一股冷气迎面扑来。

屋里收拾得还是父亲生前的样子，桌上一只旧搪瓷杯，墙角立着那把锄头，墙上挂着他戴过的那顶旧草帽。

我站在堂屋中间，仿佛他还会从灶房探出头来，说一句，回来了？

冷的话，灶里烧了热水。

那声音太清晰了，清晰得让我愣在门口，过了几秒钟才缓过神来。

我开始动手收拾。

先扫了院子里的雪，又擦了一遍堂屋的桌子，把墙角的蛛网清理干净。

然后我进了东屋，拉开衣柜。

父亲的旧衣裳还整整齐齐叠在里面，夏天是几件白背心，冬天是那件灰棉袄和蓝布褂。

我一件一件把它们拿出来，在床边摊开，心想，这些衣裳还新着呢。

袖口的补丁缝得细密，针脚工整，是父亲自己补的。

他一个寡汉，学会了补衣裳。

他把那件灰棉袄翻过来又翻过去，看了一遍又一遍，看了半天，还是没有扔。

他可能心想，还能穿几年。

可到底，没等到穿破的那一天。

我坐在床边，安静地坐了很久。

雪光透过窗纸映进来，天色灰蒙蒙的。

我没有哭。

丧事办完到现在，我学会了不随时随掉眼泪。

父亲说过，这人哪，心里有苦，自己扛着就是。

他活着的时候这么说，死了也决定让我这么做了。

午后，雪下小了。

我正要锁门走时，院门口出现了一个人影。

我抬眼看过去，是一个头发全白的老妇人。

她穿着一件灰棉袄，手里拄着一根拐棍，站在桂花树下，隔着几米远看着我。

我看着那张脸，看了几秒才认出来，是王玉华。

她瘦了很多，脸上的颧骨架起来了，眼窝深陷，像害了一场大病。

她站在雪地里，没往前走，也没有说话。

我们隔着那一层雪雾又对视了半晌。

最后她开口了，声音沙哑：“我来看看你爹。我想给他烧炷香。”

我没有说话，侧身让开了门。

她慢慢地走进来，走到堂屋门口，脱了鞋，在门槛前站了一会儿，才迈进去。

她看见父亲的遗像，停住了脚步。

照片上还是那副略带拘谨的笑容，眼睛微微弯着，像是随时要起身去给客人倒杯水似的。

她没有哭。

她像以前一样，在家里是利落大方的女主人似的，拿过桌上的一炷香，凑在烛火上点着，插进炉灰里。

然后她跪下来，磕了三个头。头磕得很实，额头碰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

她站起来，拍了拍膝上的灰，转过身来。她看着我说：“他对你说了？”

我说：“他说了。他在信上，叫你莫要记恨他。”

王玉华的眼圈红了，但她忍着没掉下来：“他没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是我自己，当年心里搁不下那些话，才走的。”她停了停，“我走了以后，每到十五那天，我都看到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从我们村后的马路上路过。后来我才晓得，他每月十五去镇上，不是去买东西。他是去信用社给你存钱。那天信用社有半天班，他怕错过，才雨打不动地挑那个日子去。”

我听着，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了一下。

我猛然想起一件事来。

在银行查账的时候，我看见过一笔存款，上面落着的时间恰好是元宵节。

那年我念初二，学校提前开学。

我爸给我缴了学费后，手里还剩几十块钱，就顺路去了一趟信用社，把那几十块钱也存了进去。

摘要栏上写着两个字：节用。

他连元宵节都在为我省。

王玉华又开口了：“你爹这个人，不会说话。他什么事都往心里装。装了一辈子，也不肯跟谁吐半个字。要是他有天跟你说出心里话了，那就是他快撑不住了。”我看着她的侧影，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肩背佝偻着，再没有当年年轻妇女的样子。

可我总觉得她还是我印象里那个模样，站在灶台前，系着围裙，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端到我面前，说：“雅婷，慢慢吃，别烫着。”

那声“雅婷”，已经二十多年没有人这样叫过我了。她们都叫我周老师，或者雅婷姐。只有小时候，王玉华这样叫我。后来她走了。

“妈。”我喊出这个字时，声音有点抖。

她愣住了，随后眼泪刷地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