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9日，江西吉安，曾洪易被地方干部以“到吉安教俄文”为名请走。一路上，他并没有察觉异常，甚至还以为组织终于记起了自己。对他而言，这趟前往吉安的行程，似乎意味着重新获得身份和工作的机会。
曾洪易到了吉安后，先由地委组织部门找他谈话。谈话并不激烈，内容主要围绕他的经历展开。临别时，工作人员告诉他：“省里有人要见你，你先去南昌。”曾洪易点头答应，心里盘算的，仍是如何恢复党籍、安排职业。
这次秘密抓捕，并非因为他一句“认识毛主席”就贸然决定。万安解放后，地方政府对自称曾经参加过共产党和红军的人员进行登记，其中既有失散多年的同志，也可能混杂着曾经叛变、潜伏或隐瞒经历的人。曾洪易主动上门，反而让自己的过去重新进入了组织视线。
1949年8月7日，万安解放。此前，曾洪易在乡亲面前一直把自己说成普通教员，只称多年在外读书、做编辑，抗战时期还当过军医。解放军进城后，地方秩序需要有人协助维持，他又站出来号召商铺照常营业，动员群众送粮送柴。
有意思的是，乡亲们很快发现，这位教书先生似乎并不寻常。曾洪易开始向熟人透露，自己早在1924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还见过毛泽东，与方志敏共同活动过。消息传开后，他在当地获得了不少敬重。有人劝他说：“既然是老党员，就该去政府报到，组织不会亏待你。”
曾洪易听进去了。他先找到万安县委书记、县长兼县中校长刘彦，希望回学校任教。刘彦同意让他教书，却没有马上为他办理正式复职手续。这一处理很谨慎，因为当时地方掌握的材料有限，曾洪易的说法也需要核实。
曾洪易的确有过一段重要的革命经历。1905年，他出生于江西万安一个家境较好的家庭。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入党，曾是南昌较早的一批共产党员。1925年，他因组织学生声援五卅运动被学校开除，随后被选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9年回国后，他曾在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门工作，参与编辑青年刊物。1931年，他被派往赣东北苏区。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成立，他担任中央代表，随红七军团行动。这个职务并不普通，意味着他曾受到组织信任，也承担过政治工作责任。
问题出现在部队行动期间。面对敌军追击和空袭，曾洪易逐渐表现出恐慌和动摇，公开发言中也流露出悲观情绪。方志敏在红七军团政治委员会议上对他提出批评，并将有关情况报告中央。中央随后将他调离部队，安排到地方工作。
调任并没有改变他的状态。第五次反“围剿”形势紧张时，他对根据地前途失去信心，甚至提出放弃闽浙赣苏区。经批评后，他被降职到白沙特区任区委书记。苏区失守后，他辗转上海寻找组织，却始终没有接上关系。
真正的转折，是在上海遇到旧同学王立生。王立生早年入党，后来被捕变节，成为国民党特务。面对生活困顿、组织无处寻找的局面，曾洪易接受了对方的引导，于1935年5月到南京自首，并在登记材料中写下拥护国民党的内容。
此后，他领取生活费，先后担任军事训练班教员、江苏省政府视察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凭借留学经历和俄语能力，他又在国民党航空委员会所属机场担任翻译，负责协助中苏航空人员沟通。后来，他还参与教科书编辑和军事书籍翻译。
这些经历说明，曾洪易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失散人员。他曾经身居党内岗位，掌握根据地和红军方面的情况，后来又为国民党政权工作。1946年回到万安后，他有意淡化自己的经历，对外只说自己在外求学谋生。
解放后，他却突然改口，反复强调自己是“老党员”，并要求恢复身份、安排工作。向万安县政府报到时，他对工作人员说：“我参加过红军，认识毛主席、方志敏，希望组织给我安排工作。”这句话让地方干部意识到，眼前这个人可能与多年以前的重大案件有关。
万安县委随即上报，江西省委再向中央请示。中央掌握的材料表明，曾洪易早已叛党投敌，但对他后来在国民党方面的活动还需要进一步查清，因此决定采取秘密措施。曾洪易没有被公开拘押，而是被安排前往吉安，再转送南昌。
到了南昌，他仍以为自己即将回到组织之中，甚至主动写下书面报告，提出恢复党籍、发给党证、编入支部并分配工作的要求；又请求考虑家中老母和子女，最好将他安排回万安。遗憾的是，他始终没有正面交代1935年后的经历。
1950年2月，江西方面将曾洪易与涂振农等人押送北京。经过审讯和调查，他多次提交材料，但仍把重点放在个人安置和工作问题上。1951年，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认定其叛党投敌并从事危害革命的活动，判处死刑。判决执行前，曾洪易于1951年11月9日因严重肺结核病死于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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