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夏，江西永修与靖安交界的云居山，红十六师师长徐彦刚负伤后隐蔽养伤。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曾任红一军团参谋长的红军将领，最后不是倒在战场上，而是死于三名山民的利斧之下。
徐彦刚，原名徐兴华，1907年11月11日出生于四川开江县甘棠乡一个农民家庭。徐家后来迁到乡场经营小店，家境逐渐宽裕。少年时期的徐彦刚读书勤奋，擅长书画，先后接受私塾和新式学校教育，后来进入重庆中法大学学习，又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那个年代，红军队伍中既懂军事理论、又有实战经验的干部并不多，黄埔出身更是少见。徐彦刚参加革命后，于1927年随部队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后登上井冈山，成为早期红军队伍中颇受重视的军事干部。
他打仗有一个特点：敢于靠前指挥，却不盲目蛮干。第一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部进逼龙冈，徐彦刚担任红九师师长，奉命从侧翼迂回。他率部突然切入敌军侧后，与兄弟部队合围，战斗一直持续到夜间，张辉瓒最终被俘。
第二次反“围剿”期间，徐彦刚又在东固中洞九寸岭一带组织伏击。那里山势陡峭，道路险窄，红军预先隐蔽兵力，待敌军进入伏击圈后集中火力突击。敌军指挥系统很快被打乱，红军占据高地，连续压缩其退路。当地流传的歌谣，正是对这场战斗的民间记忆。
有意思的是，徐彦刚的战绩并非只在一处显现。方石岭是兴国通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通道，他率部利用山谷、浓雾和地形设伏，打击经过的敌军。到了第四次反“围剿”时，他已担任红三军军长，先后在宜黄蛟湖、大龙坪、登仙桥、草台岗等地作战，表现出较强的指挥能力。
草台岗一战，红军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军主力，重创国民党军第十一师。徐彦刚在连续作战中表现出的果断与敏锐，得到红军领导人的肯定。不久，他担任红一军团参谋长，成为红军高级将领中较年轻的一员。
参谋长并不是只负责文书和地图。部队调动、侦察判断、战场协同，都要经过周密筹划。徐彦刚既能在指挥部分析敌情，也能带兵冲锋，这种“文武兼备”的特点，在当时的红军将领中十分突出。聂荣臻后来评价他“文武全才”，并称其作战勇敢、工作积极。
中央红军长征后，湘鄂赣地区的斗争更加艰苦。徐彦刚被任命为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师师长，负责牵制和打击当地国民党军。面对装备占优、兵力庞大的敌人，他没有选择硬碰硬，而是采取机动作战，利用山区地形拖疲对手，再寻找战机反击。
1935年，红十六师在平江虹桥一带设伏。敌军误以为红军仍在撤退，追击时队形松散，进入开阔地后遭到两侧夹击。徐彦刚判断敌军急于抢过石桥，便以机枪封锁通道，再指挥部队发起冲击。战斗结果是歼灭一个团、击溃一个团，红十六师也得到发展。
然而，敌军随即调集重兵围攻湘鄂赣苏区。为保存力量，徐彦刚决定将部队分路突围，自己率一部转入云居山开展游击。转战途中，他在鹅公包附近遭到伏击，左脚中弹。警卫员提出将他抬走，他却担心影响部队行动，要求队伍先行撤离。
“我留下养伤，不要拖累大部队。”
“司令员，这里太危险，不能留下。”
“部队要紧，带同志们突出去。”
这番安排在当时有现实原因。山区缺少药品和粮食，伤员随大部队行动很容易暴露目标。徐彦刚只留下警卫员和卫生员，后来转移到烟包坳圣水塘附近一处隐蔽茅棚，由理发匠戴老汉照料。
起初，戴老汉只是出于同情接济伤员。可时间一长，粮食和火柴、食盐等物资消耗增加，引起徒弟黄圣春注意。黄家三兄弟从蛛丝马迹中猜测，茅棚里藏着的可能不是普通伤员。黄盛茂曾在县城见过国民党发布的悬赏告示，告示中有徐彦刚的姓名和画像，并许以重金。
重赏之下，黄家三兄弟起了歹心。他们没有选择报告后将人交出，而是趁夜潜入茅棚，使用斧头袭击。徐彦刚和身边的卫生员未能幸免。随后，三人带着所谓“战果”前往敌军驻地报信，国民党报纸也借此大肆宣传。
但悬赏并没有兑现。敌军只给了三兄弟一百元，远低于告示上的数额。对他们而言，徐彦刚已经死亡，承诺自然可以打折扣。三兄弟既没有得到想象中的财富，反而因事情败露而四处躲藏。
徐彦刚牺牲时年仅27岁。若以他的经历、职务和战功衡量，他已经具备红军高级将领的重要资历。红一军团参谋长、红三军军长、湘鄂赣军区主要负责人，这些职务叠加在一起，足以说明他的军事地位。至于后来是否能够获得元帅军衔，只能作为一种历史推测，不能当作已经发生的事实。
新中国成立后，相关人员被追查。黄家三兄弟中有人受到惩处，有人则在长期逃亡中死去。徐彦刚的遗骨留在云居山，而那场发生在茅棚中的袭击，也成为湘鄂赣革命斗争史上一段极为特殊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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