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5月，江苏扬州城内，一只装饰考究的木匣被送进了徐宝山的宅邸。匣中没有名贵瓷器，只有一枚足以夺命的炸弹。这个纵横江淮多年的“徐老虎”，没有死在枪林弹雨中，却倒在了自己最感兴趣的古董面前。
徐宝山出生于江苏丹徒，家境并不显赫。少年时期，父亲靠编竹器养家，日子虽清苦，尚能维持。父亲去世后，他失去生活依靠，逐渐混入地方帮会。那是清末，官府控制力日渐衰弱，运河、盐场和码头，往往比县衙更听江湖人物的号令。
镇江、扬州一带盐运发达，私盐利益惊人。徐宝山投身其中，并非只凭一股蛮劲。他熟悉水路，善于笼络人手，也懂得用钱粮收买人心。帮会火并中，他持双枪作战，逐渐打出“徐老虎”的名号。
后来，他接管瓜洲一带的私盐势力，扩充船只，招揽亡命之徒。有关其部众和盐船数量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徐宝山在长江中下游已经拥有相当影响力，地方商户、船帮和官府都不敢轻视。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是单纯依靠掠夺维持势力。逢灾年，他会拿出钱粮救济贫民，冬季也曾组织施粥、发放衣物。这样的做法未必出于慈善，更多是江湖势力维持声望的手段，却确实让他获得了一部分民间支持。
徐宝山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00年前后。义和团运动冲击北方，清廷内外交困，江南地方也人心浮动。他一度打出反清旗号，试图借时局扩大声势。清廷若出兵围剿，势必牵动扬州盐运和地方秩序，张謇等人因此主张招抚，而不是贸然用兵。
招安之后，徐宝山摇身一变，成为清政府的缉私武官，负责水上治安。他对旧日同行下手极狠，曾参与清剿地方会党和私盐势力。过去一起吃饭喝酒的人，转眼成了他追捕的对象。
有人曾劝他：“如今当了官，何必把旧账算得太绝？”徐宝山的回答很直接：“不把差事办狠，官帽就戴不稳。”
这句话未必有确切出处，却很符合他此后的行事方式。对徐宝山而言，身份可以更换，权力不能丢失。清廷需要他时，他便效忠朝廷；局势改变时，他又开始寻找新的靠山。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王朝迅速陷入危局。徐宝山没有立刻表态，而是观察各方力量。他与革命党人接触，同时提出现实条件，希望保留自身兵权，并在地方盐务中占据有利位置。
1911年11月，镇江光复，徐宝山率部参与其中。随后，他又在扬州争夺军政控制权。由于手中有兵，又熟悉地方情形，他很快成为江苏局势中无法绕开的关键人物。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获得较高军职，成了辛亥革命阵营中的一员。
但这层身份并没有维持多久。袁世凯掌握北京政府后，开始拉拢各地实力派。徐宝山很快转向北洋政府，支持袁世凯整合地方军政力量。革命党人对此极为不满，认为他背弃了此前的承诺。
徐宝山的选择，带有鲜明的投机色彩。清廷、革命党、北洋政府，在他眼中既是政治立场，也是可以交换利益的对象。这样的处世方式，能让一个人在乱世中迅速上升，却很难换来真正稳固的信任。
更危险的是，他得罪的人并不只在政界。革命党人陈其美与徐宝山之间早有矛盾，徐宝山倒向袁世凯后，双方关系更加紧张。到了1913年，徐宝山已经成为不少革命党人眼中的叛变者和地方强人。
徐宝山还有一个不太符合“盐枭”形象的嗜好：收藏古玩。他在宅邸中陈设瓷器、字画和铜器，平日谈论军务之余，也会让人搜罗珍玩。乱世中积累财富的人不少，真正把古董当作兴趣的人却不多，徐宝山恰好把这件事当成了身份象征。
刺杀计划便利用了这一点。
关于炸弹究竟由谁具体制作、古董名称是否确为“美人霁”，不同史料存在差异。较为一致的说法是，有人伪造古董商身份，将炸弹装入精致木匣，借徐宝山爱收藏的弱点送入府中。
木匣送到时，徐宝山一度没有打开。第二天，他亲自查看匣内物品，炸弹随即爆炸。1913年5月，徐宝山在扬州被炸身亡。具体日期在部分记载中并不一致，但死亡方式和案件背景，已成为近代史中颇具戏剧性的刺杀事件。
他的宅邸很快被军警搜查，扬州城内也一度人心惶惶。有人说：“刀枪都没要了他的命，倒是古董送了他一程。”这句民间议论未必是当场原话，却点出了此案最令人震惊的地方。
徐宝山一生跨过盐枭、官员、革命军将领和北洋势力人物几重身份。他靠判断风向获得权力，也因反复改换立场失去信任。古董木匣只是刺杀的工具，真正将他推到危险位置的，是多年积累的政敌、旧怨和权力冲突。直到爆炸发生时，他仍在用过去那套办法判断人心，只是这一次，送来木匣的人没有给他留下试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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