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冬天，台北一场即将散场的酒会上，聂华苓姗姗来迟，保罗·安格尔正站在人群中谈笑。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没有电影里的温柔铺垫，反倒带着几分针锋相对。
聂华苓后来回忆，那天自己本来不想参加。母亲刚刚去世，曾经工作的《自由中国》早已在1960年停刊，社长雷震被捕，周围熟悉的人接连遭遇变故。她还要照料两个孩子，丈夫去了美国后，对家庭几乎不再过问。
这样的处境，足以让一个人把全部心思放在活下去上。她穿着旗袍赶到酒会时，已经接近尾声。眼前的美国人有一双醒目的绿眼睛，说话幽默，语气里带着调侃。主人迟迟没有介绍两人，聂华苓便直接开口：“您是不是把我忘了？”
安格尔也没客气：“您来得太晚，我怎么会注意到您？”话不算好听，却让彼此记住了对方。
保罗·安格尔是诗人、教师，也是爱荷华大学写作活动的重要推动者。他很快得知，这位身材娇小、脾气爽利的女子，正是自己读过的《翡翠猫》作者聂华苓。那一刻，文学身份先于男女情意，把两个人牵到了一起。
聂华苓并不是带着浪漫幻想走近安格尔的。她当时常说，自己只是为了两个孩子生活。可是，安格尔对她的欣赏并不止于外貌，而是看见了她文字中的敏锐、坚韧和分寸感。
有意思的是，两人的感情从一开始就隔着现实的墙。聂华苓有尚未结束的婚姻，安格尔也有自己的家庭。安格尔的妻子玛丽长期患有精神疾病，这段婚姻给他带来了沉重困扰。有关回忆中还提到，玛丽婚前没有如实说明病情，双方关系因此更加复杂。
安格尔多次邀请聂华苓前往爱荷华大学。她却没有马上答应。台湾的工作、孩子的安置，以及身份和安全问题，都不是一句“我愿意”能够解决的。安格尔只能写信等待，信中有一句话大意是：世界仿佛分成两半，有她的一半明亮，没有她的一半则陷入黑暗。
这不是单纯的情话。对一个经历过婚姻破裂、家庭重压和时代动荡的人来说，远行意味着重新安排人生。聂华苓迟疑的时间越长，安格尔越明白，她需要的不是催促，而是一个能够真正落脚的地方。
1964年秋，聂华苓抵达美国，到爱荷华大学任教。新的城市并没有立即带来轻松，语言、生活习惯和孩子教育，都要从头适应。但她终于离开了原先那段名存实亡的婚姻。1965年，她完成离婚手续，并把孩子接到身边。
那时，安格尔的婚姻仍未处理完毕。两人彼此亲近，却必须保持边界。安格尔没有急于把她推入另一段关系，聂华苓也没有把个人感情置于孩子和生活之前。这份克制，反而让这段感情经受住了时间。
真正改变他们生活的，后来并不是婚礼，而是一项文学计划。
1967年，聂华苓与安格尔谈起一个设想：能不能把不同国家的作家请到爱荷华，给他们一段集中写作、交流和生活的时间？安格尔起初认为困难很大，资金、签证、住宿和组织工作，每一项都可能让计划夭折。
聂华苓却没有停留在讨论上。她联系作家，筹措资源，处理细节，把一个看似空泛的念头变成了制度。安格尔随后全力支持，国际写作计划由此逐渐成形，并成为世界文学交流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平台。
白先勇、余光中、汪曾祺、王安忆、北岛等作家，都曾参与过这一计划。来自不同国家的写作者，在爱荷华的客厅、校园和餐桌旁交换作品，也交换各自对战争、故乡、语言和流亡的理解。文学在这里不再只是书本里的文字，而成为人与人之间可以共同使用的桥梁。
到1971年，安格尔终于结束了那段不幸的婚姻。与聂华苓相识八年后，两人正式结婚。年龄差距没有成为阻碍，反而使他们更加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关系。婚后，他们共同生活，也共同经营写作计划，许多事务都由两人商量完成。
安格尔曾说，台北并不特别美，但只要聂华苓在身边，城市便有了值得凝视的地方。聂华苓则用行动回应这份感情：她不只是接受安格尔的照顾，也不断推动他去完成更大的事业。
1991年，两人赴波兰领取国际文化贡献奖。途中在芝加哥机场转机时，安格尔外出买报纸，突发心脏病去世，终年七十七岁。那场意外来得突然，聂华苓甚至来不及与他好好告别。
他们相识时，一个刚从家庭废墟中站起，一个仍困在失败婚姻里；八年以后，两个人才获得公开相守的身份。安格尔给了聂华苓新的生活空间，聂华苓则把他的文学理想推向了更远处。那段关系最重要的部分，并不在于相遇多么传奇，而在于两个人都没有停留在原来的困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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