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台北国军历史文物馆内，记者吴建宁原本只是为了拍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寻找资料，却在一只玻璃展柜前停住了脚步。柜中陈列着一柄日本军刀，刀镡上刻着一行刺眼的小字：“南京之役杀107人。”
这几个字，改变了他的调查方向。
南京大屠杀研究中，最为人熟知的“百人斩”主角，是日军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后，日本报纸曾以“杀人竞赛”为噱头，报道二人比拼谁先杀满百人。
报纸刊出的数字分别是向井敏明106人、野田毅105人。报道配有二人的照片，他们手扶军刀，神情冷漠，似乎把屠杀平民当成可以炫耀的战绩。遗憾的是，相关数字本身带有明显的宣传和夸张色彩，不能简单视为完整、准确的受害者统计。
但这并不意味着罪行不存在。南京审判及大量幸存者证言、日军文件和外国人士记录，已经证明日军在南京实施了大规模屠杀、强奸、抢劫和纵火。所谓“百人斩”报道，不过是侵略军将暴行包装成“英勇事迹”的一个缩影。
除向井、野田之外，日军军官田中军吉也曾因在南京持刀杀人而受到审判。有关材料称，他从中华门一带杀向水西门，杀害人数达到数百人。由于当时统计条件有限，具体数字存在不同说法，但其参与屠杀的事实，并非一则报纸报道可以概括。
吴建宁盯着展柜里的军刀，心里很清楚，刀上的107人与向井、野田的数字对不上。难道南京大屠杀中还存在一个未被充分记录的“百人斩”凶手？
他向馆方询问，得知这柄刀由魏炳文家属于1985年捐出。魏炳文曾任国民党军队高级军官，1971年去世，刀是其后人遵照遗愿交给博物馆的。问题随之而来：这柄刀从何处缴获？刀镡上的数字是谁刻下的？它究竟能不能证明持刀者在南京杀害了107人？
这些疑问，没有现成答案。
吴建宁回到大陆后，找到南京大屠杀研究者高兴祖。高兴祖回忆，自己多年前似乎在报纸上见过有关这柄刀的文章，作者名叫余鸿成。吴建宁随后通过书信联系余鸿成，得到的线索却依旧有限。
余鸿成曾是抗战老兵，他表示，这柄刀可能是在清理日军遗留装备时被发现，之后上交并辗转流入魏炳文手中。至于刀的原主人，他并不知情。换句话说，现有线索只能证明这是一件日军遗物，无法单凭刻字确认杀人者身份。
“刀上的字，能不能算证据？”有人问。
吴建宁的态度很明确：“至少要查清楚，不能让它只停留在传闻里。”
1997年，他联系到魏炳文的儿子魏炳超，又找到负责保管军刀的魏亮。魏亮回忆，曾有日本买家愿出高价购买这柄刀，但家人没有同意。魏炳文留下的意思，是不要让这件沾染战争记忆的物品重新流入私人交易。
然而，魏家同样不知道军刀的原主人。
调查一度陷入僵局。刻字可能是日军自行留下的“战果记录”，也可能是后来他人添加；“南京之役”可以指南京战事，却无法单独锁定具体部队和军官。若没有军方名册、缴获记录、审判档案或同时期证言相互印证，贸然认定某人为“第四名百人斩凶手”，在史学上并不严谨。
吴建宁并没有因此放弃。他把线索交给更多媒体和研究者，希望从日军编制、作战区域、军官去向等方面反查。这个过程持续了二十多年，期间出现过不少猜测，却始终缺少能够一锤定音的材料。
2017年，有学者重新注意到这柄军刀，并依照南京战役期间的部队部署和军官资料进行筛查。经过比对，马见冢八藏被认为与时间、地点及身份条件较为吻合，成为最受关注的候选人。
但“候选人”不等于“已经证实的凶手”。有关马见冢八藏的资料并不完整，现有公开材料也不足以证明他就是刀上刻字的持有者，更不能仅凭一行字断定他亲手杀害了107人。
这柄刀最终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名字之谜，还有战争记忆如何被制造、传播和保存的问题。向井敏明、野田毅后来被南京审判判处死刑，并于1948年在南京执行；田中军吉也因屠杀罪受到惩处。至于那柄刻着“107人”的日本军刀，它所对应的真正主人，仍需更多档案与证据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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