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登基那年，祭天文字里藏着一个刺眼名字：安丰刘福通。
这不是普通敌人。
刘福通曾是元末红巾军最早举旗的人，小明王韩林儿的丞相；朱元璋起兵多年，也曾奉韩林儿的龙凤年号行事。名分上，刘福通不是他的仇敌，倒像他绕不开的旧上司。
可洪武元年的祭告里，朱元璋把他写进了被自己“戡定”的名单。
这一笔，很重。
至正十一年，颍州颍上白鹿庄，韩山童、刘福通聚众起事。白马、乌牛、红巾、旗号，一场谋划还没完全铺开，消息先漏了。
元兵围来。
韩山童被捕身亡，刘福通突出重围，转身攻下颍州。打这天起，红巾军不再只是乡间传言，而成了元廷案头最急的一封军报。
他没有退。
几年后，刘福通把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迎到亳州，立为皇帝，国号宋，年号龙凤。这个“宋”字一亮出来，意味就变了：它不只是造反，它要拿旧王朝的名义，压元朝的天下。
到至正十六年前后，刘福通分兵北伐。一路进山东，一路入关陕，一路逼近元大都。前锋离大都近时，元廷上下震动。
这就是朱元璋最早吃到的好处。
江南的朱元璋在扩地盘，北面的刘福通替他扛住元军主力。红巾军在汴梁、山东、河北、辽东一线搅得越大，元廷越难抽出整齐兵马南下。
那几年，朱元璋奉龙凤年号，接受韩林儿封号。
纸面上，他是臣。
可臣子长大了，旧主就成了麻烦。
至正十九年，汴梁失守。刘福通护着韩林儿退到安丰，也就是今天安徽寿县一带。安丰城不大，却压着一个大问题：小明王还在，龙凤政权还在，朱元璋若想自立，这块牌位就不能永远摆着。
更麻烦的是，城外还有张士诚。
张士诚本是盐民起事出身，后来接受元朝官爵。他的部将吕珍出兵安丰，打的是刘福通和韩林儿。安丰一破，刘福通的结局开始变得模糊：一种记载说他死于吕珍破城，一种说他后来随韩林儿到滁州，至瓜步沉舟同亡。
但有一点绕不开：朱元璋来了。
他不是派一支偏师应付。
他亲自带兵，徐达、常遇春等重将随行。安丰城外，吕珍水陆结营，战舰布在水面，岸边立栅，外头还有壕堑。朱元璋军一到，常遇春横击，吕珍大败，左君弼来援吕珍，也被击退。
照明朝后来的说法，这是“救安丰”。
可救出来以后，韩林儿没有回到自己的朝廷，刘福通的部众也没有恢复旧势力。小明王被安置在滁州，龙凤政权的核心被朱元璋攥进手里。
门关上了。
这才是安丰之役最难看的地方。
如果只是吕珍奉张士诚之命攻安丰，那是群雄混战；如果朱元璋只是击退吕珍，护送韩林儿复位，那是臣子救主。可最后出现的结果，是反元红巾军的旧旗号被拆了，韩林儿从共主变成寄居之人，刘福通从开国举旗者变成一段被处理过的旧账。
而朱元璋后来亲自留下的那几个字，更像没盖严的印泥。
“戡定安丰刘福通。”
戡定，通常写给敌人。
这四个字放在祭天文字里，比任何辩解都冷。朱元璋可以说自己是去救安丰；可他登基时，又把刘福通放进自己平定群雄的名单。
一个人，不能同时既是被救的盟主，又是被平定的敌人。
至正二十三年春，安丰城头的旗号换过几次。吕珍先入城，朱元璋后到，元将竹昌、忻都又趁间进入安丰。城池像一只破口袋，几方兵马来回撕扯。
刘福通夹在里面。
他年轻时起事，杀出颍州；中年时拥立韩林儿，打到汴梁；到最后，只剩一座被围的安丰城，和一个名义上仍是皇帝的小明王。
他最大的敌人原本是元廷。
可压垮他的，不只是元军。
张士诚接受元朝名号后派吕珍攻安丰，朱元璋又趁这场危局接走韩林儿、切断龙凤政权根脉。从结果看，朱元璋没有和蒙元兵马并肩列阵，却在同一个方向上，把刘福通这个反元旗手推下了历史舞台。
这就是“协助”的真实重量。
不是两军同帐分兵，而是共同让一个旧共主失去立足之地。
三年后，韩林儿死于瓜步沉舟。朱元璋很快不再用龙凤年号，改称吴元年。再往后，洪武开国，大明的礼制、档案、碑文，都要重新安排一遍。
旧年号不好留。
旧臣属关系不好看。
旧上司更不好写。
刘福通留给后世的最后画面，反倒没有一个定本。有人说他死在安丰乱兵之中，有人说他随小明王到了瓜步，船翻江中。无论哪一种，他都没有回到汴梁，也没有再举起那面红巾军的大旗。
安丰城外，水寨撤了，木栅倒了，壕堑里只剩春水。刘福通这个名字，却被朱元璋亲手写进祭天文字里，成了他最难擦掉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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