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北京西南郊一段通往丰台方向的铁路线旁，26岁的陈小达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关于他卧轨的具体经过，公开材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认的是，这场悲剧发生在他回国不久、人生正处于剧烈转折之际。
陈小达自幼在苏联长大，俄语几乎成了他的第一语言。等到1958年从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毕业回国时，他虽然有着中国人的容貌，却很难用流利的汉语表达自己的想法。语言上的隔阂，看似只是生活不便，落到一个长期独居异国的年轻人身上，却可能变成难以跨越的心理距离。
他的父母，陈伯达和褚有仁，早年都曾赴苏联学习。两人的感情，也正是在那段特殊经历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1924年，20岁的陈伯达到上海谋生，在报馆做记者，同时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那时的上海风云激荡，城市表面的繁华之下，思想碰撞和政治斗争都十分激烈。陈伯达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逐渐走上革命道路。
褚有仁来自四川，姐姐褚有伦的丈夫罗亦农，是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褚有仁比陈伯达小六岁，两人相识时，她还是一名少女。陈伯达的文章和谈吐给她留下了印象，而共同的政治追求，也让这段关系不只是男女之间的相互吸引。
1927年，上海局势急剧恶化。陈伯达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褚有仁也加入了青年团。此后，两人先后前往苏联学习，同行途中重新建立联系。异国环境中，熟悉的乡音、相近的理想，让他们的感情逐渐明确下来。
“回国以后，咱们就结婚。”这句话，后来成为两人共同记忆中的约定。
1930年底，陈伯达学成回国，被安排到厦门等地工作。褚有仁也回到国内，但革命工作把两人分隔在不同地方。1931年4月8日，陈伯达化名王通抵达天津后被捕，随后被关押在北平草岚子胡同监狱，直到1932年才获释。
出狱后的陈伯达身体状况很差，曾因监狱生活患病，在西山疗养近八个月。那时通信困难，社会环境又险恶，他与褚有仁一度完全失去联系。谁也没有想到，离开疗养院后，他在北平泉州会馆竟重新见到了褚有仁。
重逢之后，两人很快恢复了感情。1933年初，陈伯达前往张家口，在吉鸿昌领导的抗日同盟军中从事宣传和刊物工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与褚有仁正式结为夫妻。
婚姻并没有带来长久安稳。抗日同盟军处境变化后，陈伯达带着妻子辗转北平、天津等地。1934年前后，褚有仁生下儿子，取名陈小达。吉鸿昌得知消息后，还曾托人送来钱款。
1937年北平沦陷，陈伯达先行前往延安，随后再设法把妻儿接去。陈小达在延安生活了两年左右，父母的婚姻却在战乱和长期分离中出现裂痕。关于两人离异的具体原因，现有材料多以性格不合等说法概括，细节并无完整公开记录。
离婚之后，双方在孩子问题上仍有共识。抗战时期，延安生活条件艰苦，组织上曾安排部分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赴苏联学习。陈伯达和褚有仁都熟悉苏联环境，于是同意把年幼的陈小达送往那里。
这个决定在当时有现实依据，却也使孩子与中国社会长期隔绝。陈小达在苏联接受教育，掌握了专业知识，却没有同步建立起对中国语言和生活环境的适应能力。多年后，他回到北京，面对的并不是单纯的“回家”。
他被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担任技术员，并与苏联专家一起工作。就职业前景而言，这是一份很有发展空间的安排。问题在于，工作之外的生活并不顺利：汉语交流困难，缺少稳定的朋友圈，和父亲沟通时甚至常用俄语。
据相关回忆，陈小达回国后还经历了感情挫折。此时的他，既没有母亲在身边，也很难找到真正能够倾诉的人。爱情受挫、工作压力和语言隔膜叠加在一起，逐渐形成了无法排解的心理负担。
有一次，他试图找父亲谈谈。陈伯达当时事务繁忙，只说：“过几天再聊。”这句平常话，或许并没有任何拒绝的意思，却成了父子之间没有完成的一次交谈。
随后，陈小达在一项实验工作中出现差错，精神状态进一步恶化。1960年，他走向北京西南方向的铁轨，发生了那场令人震惊的悲剧。
关于噩耗为何延迟传达，材料记载称，家人和有关方面担心陈伯达身体承受不住，曾将消息隐瞒。直到一年后，陈伯达才知道儿子已经去世。据说他当场失声痛哭，但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褚有仁得知真相后，长期无法摆脱丧子之痛。她晚年常向身边人提起陈小达，言语中既有思念，也有对陈伯达的埋怨。那段婚姻早已结束，儿子的死亡却让两个人在余生里始终被同一件往事牵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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