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午休时间，营区操场上，四川籍战士李富民正用铁锤敲打一枚废弃炮弹。有人提醒他：“别碰，太危险！”他却满不在乎地回了一句：“怕啥，别人都没事。”
话音刚落，炮弹爆炸。李富民当场重伤，战友们赶紧把他抬进手术室，但医生已经无力回天。这起事故后来被援老筑路指挥部通报批评，参与拆弄炮弹的人员也受到严肃教育。
那些炮弹，是过去战争遗留下来的。有人看中铜质弹壳，想把它加工成花瓶。外表看着漂亮，实际上随时可能夺命。李富民的教训，让整个医疗所都明白，战场危险并不只来自敌情，麻痹大意同样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45野战医院承担的任务，是为修筑新东线公路的三个工程团提供医疗保障，主要活动在勐塞、琅勃拉邦一带。筑路人员常年在山林、泥地和简陋工地里作业，伤病员源源不断送来，医院几乎没有真正清闲的时候。
有一次，一辆解放牌卡车急匆匆驶进营地，车上躺着一名浑身混着血水和泥水的工人。他在施工中被车辆挤压，出现严重挤压伤并陷入休克。外科组立即组织抢救，医护人员守在手术室外，几名符合条件的同志也挽起袖子准备献血。
可惜，伤势太重，年轻的生命还是没有保住。那名伤员与我同年入伍，他不是在枪林弹雨中倒下，却是在援老筑路的普通岗位上牺牲。对医务人员来说，抢救失败远不只是一个病例结束，而是一个战友、一个家庭的巨大损失。
医院所在地区多为山区，当地生产方式较为原始，生活物资也不充足。我们严格执行纪律，不拿老挝人民一针一线，也不私自进行物品交换。语言不通，交流主要靠手势和表情，我只学会了几句简单的老语，用来问候和表达尊重。
老挝群众缺医少药，我们便为他们免费诊治；他们不熟悉蔬菜种植，官兵就把营地里的菜种送给他们，手把手教着栽培。遇到放电影，还会邀请附近群众一同观看。关系就是这样一点点建立起来的，不靠空话，靠的是一件件实在事。
有意思的是，附近一些妇女经常站在炊事班门口，看我们洗菜、做饭。她们笑着问：“梗考鸟？”意思是吃饭了吗？我们回答：“梗考鸟。”说完，她们也不离开，只是盯着锅灶和饭菜。
当时大家都猜不透。后来，1975年3月中央慰问团到部队演出，谜底才被揭开。舞台上的古彩戏法不断变出鱼缸、花瓶和火盆，旁边的老挝群众惊叹不已。翻译告诉我们，她们以为中国人不用种地也能吃饱，是因为有“神仙”替我们变东西。
其实，我们的伙食并不丰盛。国内运输困难，蔬菜供应有限，日常多是猪肉罐头、花生米、海带和干菜。官兵早已吃腻的东西，在当地人眼中却十分稀罕。她们守在炊事班门口，某种程度上是在观察一种陌生的生活方式。
医院也承担着改善伙食的任务。养猪没有专门人员，只能由医生、护士和卫生员轮流负责。我做过半年炊事员，后来主动延长，一干就是两年多。猪圈距离食堂几百米，一次要挑四五担猪食，雨天泥泞难行，摔倒是常事。
当地连人都很难吃上新鲜蔬菜，猪自然更没有菜叶可吃。我们只好砍芭蕉树，取出树芯剁碎，再和剩饭混合煮熟。热带雨林里的蚂蟥也令人头疼，钻进裤脚便吸血。挑猪食时，我索性脱掉鞋袜，让脚趾抓住泥地，反而稳当了许多。
刚到老挝时，女兵还要执行夜间警戒。上级判断营区周边十五公里内没有成股敌情，但要求防范突发情况。第一次站岗，我和另一名女兵没有枪，四周是黑沉沉的山林，心里难免发紧。
我曾听说有中国女护士夜间执勤时被绑架失踪，因此站在哨位上格外警觉。那一夜没有发生意外，可长时间的紧张并未因此消失。援外任务既有国际主义责任，也有现实而具体的风险，不能只用一句“安全”轻轻带过。
在老挝的三年里，我既做过护理工作，也当过炊事员、养过猪，经历过抢救、警戒和雨林劳动。后来入党并荣立三等功。1976年回国后提干，次年当选贵州省第五届人大代表。1987年转业到上海，先后在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党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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