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长春城内风声骤紧。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伪满洲国的官员们很快发现，过去挂在门口的官衔，已经无法替他们挡住历史的追问。有人被苏军俘虏，有人仓皇逃亡，也有人试图改名换姓，最终仍被查获。
伪政权最能迷惑人的地方，是把侵略者授予的职位包装成“政府职务”。治安部大臣、军管区司令、省长、方面军总司令，名头一个比一个响亮，实质却是替日本占领者维持统治。正如当时有人所说：“牌子换了，主人没换。”这句话，恰好点出了伪政权的本质。
伪满方面，张景惠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原为奉系军阀，九一八事变后投靠日本，后来出任伪满总理。1945年被苏军俘虏，关押在旅顺战犯管理所，1959年死于狱中，终年88岁。邢士廉、于芷山也曾是东北军旧部，后来分别担任伪满治安部大臣、军管区司令，最终病死于羁押期间。
张海鹏的经历更显反复。他早年混迹奉系，九一八事变后出任伪热河省长和警备司令。日本投降后，他藏匿天津，1951年被判处死刑。于琛澂则在1944年病死长春，没能等到伪政权覆灭。王殿忠担任伪第六军管区司令，战后被判处死刑；郭恩霖投敌后任伪军管区司令，结局则没有确切记载。
吉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投靠伪满后担任吉林省警备司令等职。日本投降后，他被押往苏联，1949年引渡回国，1964年作为第五批战犯获得特赦。王之佑同样经历了被苏军拘押、引渡回国，1961年12月25日获得特赦。特赦并不等于洗脱责任，而是战犯处理政策中的一种安排。
张文铸曾是马占山部下，黑龙江沦陷后转投伪满，担任伪黑龙江省警备司令。1949年，他藏在北平，企图外逃，被看守当场击毙。巴特玛拉布坦出任伪兴安南省警备军司令，1945年被苏军俘虏，1949年5月31日死于哈巴罗夫斯克战犯管理所。王静修、郭恩霖等人的战后下落，则多有缺载。
于芷山战后被捕，1951年病死旅顺战犯管理所，终年72岁。乌尔金曾任伪满军政部参谋，并参与诺门坎战役，战后被苏军俘虏。伪满这些军政人物虽然出身不同，但都借助旧日身份进入侵略者搭建的权力体系，成为占领统治的重要支撑。
伪蒙古军中，李守信的经历尤其复杂。他早年是热河地区的武装头目，曾参与镇压嘎达梅林起义。九一八事变后，他追随德王，出任伪蒙古军总司令。1945年后，他又参加反人民内战，1950年被引渡回国，1964年获特赦，1970年5月病逝于呼和浩特，终年78岁。
南京汪伪政权的名单，同样汇集了不少旧军政人物。任援道曾任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伪江苏省长，战后逃往海外，1980年病死加拿大。鲍文樾出任伪军政部长，抗战胜利后被判无期徒刑，1980年病死台北。两人的结局虽未受极刑，投敌事实却无法改变。
叶蓬早年参加过武昌首义，后来却进入汪伪政权。1947年，他被判处死刑。齐燮元曾任江苏都督，投敌后成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1946年在南京被判死刑。杨揆一也曾参加武昌起义，抗战时却出任伪职，1946年被处以极刑。个人早年的经历，并不能抵消后来选择造成的后果。
唐蟒是革命家唐才常之子，曾参加武昌起义，后来被周佛海拉拢，出任汪伪军事委员。抗战胜利后被捕，获释后流亡香港，最终病故。庞炳勋、孙良诚、张维玺等西北军将领，则分别担任伪集团军或方面军高级职务。张维玺1944年病死泰州，孙良诚1951年病死苏州，庞炳勋后来退往台湾，1963年死于台北。
胡毓坤投敌后任伪驻华北军务长官，1946年被判处极刑。孙殿英1943年投靠日军，战后又被重新起用，1947年被解放军俘虏，不久死于看守所。富双英担任伪参军处参军长，1952年被人民政府处死。荣臻出任伪河北省长，1960年病死狱中。
海军系统也有人投敌。萨福畴曾任海军要塞司令，后来担任伪海军部次长，1943年死于寓所。何瀚澜出任伪海军广州要港司令，1944年9月25日在广州被军统特工处决。凌霄担任伪海军部长，1946年6月24日被判死刑。项致庄任伪第十二军军长，1946年11月26日被处以极刑。
萧叔萱曾任伪军事训练部长，1945年8月19日被抗日武装打死。郑大章出任伪军事参议院副院长，1960年病死北京。门致中任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1951年死于香港。杨毓珣担任伪山东省长，1945年9月被捕，1947年病死狱中。至于部分人物，史料只记载其被捕、逃亡或失踪，不能随意补写结局。
这些人有的被判死刑，有的死于狱中，有的被苏军押解，有的获得特赦，还有人逃往海外。结局虽不完全相同，身份却有共同之处：他们以军政职位为交换，协助侵略者控制土地、征调物资、镇压民众。伪军衔章可以授予，民族和国家的立场却不是一纸任命能够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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