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政坛现在有一个巨大的疑问：仗一直在打，但大选却迟迟没有动静。所以很多人都在讨论，推迟停火到底是不是为了保住总统职位？
表面上看，不搞选举是因为国家法律的强制规定。但只要看懂乌克兰内部的民意和经济账本就会明白，这正是执政团队眼下最不敢面对的现实。
泽连斯基是在2019年当选乌克兰总统的，按照乌克兰宪法规定的5年任期，他的总统任期本来应该在2024年5月正式结束。
也就是说，从法理时间线上讲，乌克兰在2024年就该举行新一届总统大选了。但乌克兰并没有进行投票，原因在于现行的国家法律有非常明确的禁止条款。
乌克兰《战时状态法律制度法》第19条明确规定，在国家处于战时状态期间，严禁举行任何总统选举、议会选举以及地方自治机构选举，这条规定没有任何例外。
乌克兰宪法第108条规定，现任总统必须继续行使职权，直到新当选的总统正式宣誓就职为止。
这意味着只要国家战时状态一直延续，泽连斯基继续坐在总统位置上，在现行法律上就是合规的。
试想一下，几百万选民散布在欧洲各个国家，国内几百万人的居住地址完全对不上号，前线还有几十万军人在阵地上作战，乌克兰原有的国家选民登记系统早就失效了。
在这种客观条件下，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一次公正公开的投票，在技术上完全不可能。
况且，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在2026年1月就专门提交了一份战后大选建议报告，报告里明确提出，即便战时状态彻底解除，国家至少还需要整整6个月的过渡期来重新整理选民名单、修缮投票设施。也就是说，不解除战时状态，大选根本无从谈起。
民意调查也显示，超过80%的乌克兰老百姓反对在交火期间强推大选，这说明在法律和民意表面上，战时状态确实给推迟选举提供了最明确的依据。
如果说战时法律在程序上合理推迟了选举，那么一旦前线的炮火真正停下来、战时状态依法解除，重新走进投票站的乌克兰选民，还会像冲突刚爆发时那样毫无保留地支持现任总统吗？
问题的核心恰恰就在这里。战争虽然在法律上顺延了执政权力，但在现实政治中，老百姓对泽连斯基的支持度却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2022年5月冲突刚爆发那会儿，由于战时动员的表现，泽连斯基在国内的民众信任度曾经一度冲高到90%。
但随着战事持续推进，这种极高的支持率开始一路下滑。到了2026年夏季，泽连斯基的民意信任度已经降到了55%到59%之间，明确表示不信任他的受访者比例已经上升到了34%左右。
更让执政团队感到压力的是潜在竞争对手的数据。在2026年7月的民调中，前乌军总司令、现任驻英大使扎卢日内的民众信任度高达70%，稳居乌克兰所有公众人物的第一位。新任防长费奥多罗夫信任度为65%，情报局长布达诺夫也达到了62%。
为什么泽连斯基的支持率会降这么多？其实，后方老百姓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征兵工作上。
最近几个月，乌克兰征兵人员在街头强行限制人身自由、体检走过场等行为，引发了民间的极大反感，基辅、敖德萨等地也频繁发生征兵车辆被纵火的案件。
可见后方民众对征兵机构的信任度直接跌到了最低点，而这些来自民间的怨气，最终都会算在最高决策者的头上。
部队内部的人员流失同样触目惊心。新任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2026年1月14日向议会公开证实，目前乌克兰有约200万人因逃避兵役被列入搜寻名单，还有约20万名士兵未经批准擅离部队，相关的刑事立案也已经逼近29万起。
可见老百姓看得很清楚，继续打下去意味着更多人要被送上阵地，而前线的实际伤亡和困难已经摆在面前，社会层面对无休止动员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强烈。
而除了选票和民怨，压在乌克兰头顶上的还有一张谁也无法回避的经济账单。
世界银行联合乌克兰政府在2026年2月23日发布了评估报告。数据显示，未来十年乌克兰重建所需资金已达到5880亿美元，直接损失达1950亿美元。整个重建资金需求，几乎是乌克兰2025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整整3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6年上半年也给出了预算测算，乌克兰在2026年到2029年期间的外部资金缺口高达1365亿美元，单单2026年一年的外部资金缺口就有约520亿美元。可以说，乌克兰眼下的财政运转，完全依靠美欧的外部援助和贷款在维持。
而且不仅如此，到了战后重建阶段，巨额的债务、被摧毁的电力能源设施和工业基础也需要执政者拿出实际资金去解决。
所以可想而知，一旦战争状态结束、西方援助节奏放缓，所有的经济困难都会瞬间摆到台面上，成为反对派批评现任政府的核心依据。
当然，泽连斯基团队现在的公开立场其实也在做出务实调整，不再一味强调立即获得北约正式成员国身份，而是把重点放在争取类似北约第五条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上。
但如果仗打到最后，既没换来北约身份，也没保住原有领土，政治问责就会大范围爆发。这就是为什么外界会形成一种判断，认为延续战争在客观上起到了维持权力的作用。
只是，这种用战争延缓政治清算的做法，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兵员补充困难、后方强制征兵激化矛盾、财政彻底依赖外部支持这些客观现实已经把乌克兰各方面的承受能力推到了极限，战场形势的被动，也正在不断压缩基辅当局继续拖延时间的操作余地。
事实说明，战时法律虽然能暂时挡住大选程序，却挡不住战后必定要清算的政治账本。
停火协议一旦达成，战时状态依法终结，那6个月的法定大选过渡期就会准时启动。到了那个时候，战争留下的所有伤亡、损失与决策代价，终究都要在选票前接受全体国民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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