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晚点了四十分钟，我拖着行李箱站在楼下，抬头看五楼的灯还亮着。厨房窗户透出暖黄的光，有人在里面走动。
三年了，这盏灯还是老样子。
我上楼梯的时候腿有点软，膝盖骨里头钝钝地疼。工厂干了三十多年，身体早就不行了，再加上这一年多在外头也没人管饭，胃也跟着垮了。走到三楼歇了两口气，听见楼上传来炒菜的声音，还有铲子碰锅沿的响动。
阿玲在做菜。
我站在家门口，钥匙在兜里摸了半天。旧钥匙还在，磨损得厉害，插进锁孔的时候有点涩。我拧了一下，门开了。
客厅里一股油烟味，电视开着，放着什么戏曲频道。阿玲系着那条蓝底白花的围裙，在灶台前头忙活。听见门响，她回头看了我一眼。
“回来了？”她语气平平的，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嗯，回来了。”
“洗手吃饭吧。”
没有问我为什么回来，没有问我这几年去哪了，没有问那个人怎么样了。她只是把一盘糖醋排骨端上桌，又摆了两副碗筷。
我放下行李，去卫生间洗了手。镜子里的人吓了我一跳，头发花白了大半，颧骨突出，眼窝陷进去，像是大病过一场。我在外头照镜子的时候不觉得，回到这间屋子里头，忽然就显老了。
坐到饭桌前，阿玲已经把饭盛好了。她吃饭很快，筷子夹菜的动作利落，跟以前一样不爱说话。我夹了一块排骨，炖得软烂，甜咸适中，还是那个味道。
“味道还行吧？”她问。
“行，挺好的。”
“那就多吃点。”
她给我碗里又夹了两块排骨，态度客气得让我有些坐不住。我们结婚三十多年，她以前从不给我夹菜，都是我给她夹。她性子倔，说筷子夹来夹去不卫生。
今天倒讲究起来了。
饭吃到一半，我开口：“阿玲，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她筷子顿了一下，没抬头，应了一声：“嗯。”
“外头的事都断了。以后就在家待着，养养身体。”
“好。”
她把最后一口饭扒完，放下筷子，用纸巾擦了擦嘴。起身收拾碗筷的时候，忽然停住了，下巴朝门口方向扬了扬。
“陈建国，”她叫了我全名，声音还是那么平静，“门口那双鞋，看到了没有？”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门口鞋柜旁边，摆着一双男式皮鞋，四十三码左右，棕色的，擦得很亮。明显不是我的尺码。
“谁的鞋？”我问。
阿玲把碗摞在一起，端起盘子往厨房走，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嘴角挂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笑。
“你猜。”
她没再说话，转身进了厨房，水龙头哗哗地响起来。
我坐在饭桌前，盯着那双皮鞋看了很久。电视里戏曲还在唱，咿咿呀呀的，一句也听不进去。窗外的天已经黑透了，五楼的灯光照在楼下停车坪上，照出几个模糊的影子。
阿玲洗完了碗，走出来，手里拎着垃圾袋，换了鞋，没看我：“我去楼下倒个垃圾。”
门在她身后轻轻带上了。我站起来，走到门口，蹲下身，仔细看了看那双鞋。鞋底边缘沾着一点泥，干了，发白。看磨损程度，穿了有些日子了。
鞋码比我大两码。我从来不穿棕色皮鞋。
01
那天晚上，我在沙发上睡的。阿玲说客房收拾好了，被褥都是干净的。我没问她为什么不让我睡主卧，她也没提。
躺在客房床上，闻着被子上一股樟脑丸的味道，脑子清醒得很，怎么都睡不着。天花板上有一道细长的裂缝，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我盯着那道裂缝，三年前的事一点一点从记忆深处浮上来。
那时候我刚退休半年，手里攒了点钱，又闲得发慌。厂里的老伙计拉我去广场上跳舞，说那儿热闹，能认识不少人。我本来不想去，架不住他三催四请，就跟着去了。
就是在广场上碰见那个女人的。她叫小刘，比我小十岁，也是退休的，老伴走得早，一个人过。她舞跳得好，人也爽利，拉着我教了好几次。一来二去的，就熟了起来。
阿玲那会儿也察觉到了。她没吵没闹，只是有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说了一句：“你最近回家越来越晚了。”
我敷衍她：“跟老伙计打牌呢。”
“哦。”她没再追问，低头扒饭。
后来我就越发不像话了。小刘的出租屋离广场不远，我隔三差五就去她那儿坐坐。再后来，就干脆不回家了。我跟阿玲摊牌那天，是个周末，她正在阳台晾衣服。我说我要搬出去住，她手里的衣架停了停，没回头。
“行，你走吧。”她说。
就这么两个字。我原以为她会哭会闹，结果她连头都没回。我站在阳台上，看着她把一件衬衫抖平，挂上晾衣绳，动作慢条斯理的，像是什么都没发生。
我心里反而有些堵得慌，但也没再多说，拎着收拾好的行李就走了。走的时候，小刘在楼下等我，她穿了件红裙子，冲我笑。我回头看了一眼五楼阳台，阿玲还在晾衣服，一件一件，晾得很仔细。
搬出去的头半年，日子确实逍遥。小刘会做饭，会伺候人，说话也软和，跟阿玲那副冷冰冰的样子完全是两路人。我每个月退休金四千多，给她两千当生活费，剩下的自己留着抽烟喝酒。她也不嫌少，说她有退休金，不指着我养活。
后来她儿子要买房，说是首付差六万，跟我开口借。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借了。她搂着我胳膊说：“建国哥，你对我真好。”
一年前，她儿子要结婚，她说要去南方帮儿子带孩子。走之前那晚，她做了满满一桌子菜，还开了一瓶酒。我喝了不少，问她什么时候回来。
她放下筷子，看着我：“建国哥，咱俩的事，就到这儿吧。”
我愣住：“什么意思？”
“你年纪也不小了，该回去过安生日子了。我儿子那边需要人，我走了，你自己照顾好自己。”
第二天早上，她拎着行李箱走了。客厅里还留着一股她的香水味，桌子上放着我借给她的那六万块钱的借条，她没带走。
我在那个出租屋里又住了大半年。没人做饭，我天天对付着吃，泡面、挂面、楼下快餐店的盒饭。胃病就是那会儿落下的，有一天半夜疼得在床上打滚，自己爬着去倒了杯热水，喝完还是疼，又不敢去医院，怕查出什么大病来。
那阵子我躺在床上，想着自己这大半辈子，忽然就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了。工厂退了休，钱也没攒下多少，儿子在深圳成家了，一年到头难得打个电话。我翻着手机通讯录，翻到阿玲的名字，停在那个号码上，看了半天，最后还是没拨出去。
又过了两个月，我的胃实在撑不住了，去医院一查，说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得养，不能吃辣的凉的油的。医生问我家属呢，我说没有。他说那你一个人，饮食上更要注意。
从医院出来，我蹲在门口抽了半包烟。抽着抽着，眼泪就下来了，也不知道是烟熏的还是什么。
当天晚上，我回出租屋收拾了东西，第二天一早就买了回家的火车票。坐上车的时候，我看着窗外飞快倒退的景物，心里想，阿玲她会不会把我赶出来。
结果她没赶我。她做了饭，给我盛了汤，客客气气的，像招待一个远房亲戚。
我躺在客房的床上，翻了个身，天花板上的裂缝还在。隔壁传来电视的声音，放的好像是阿玲以前爱看的一个什么家庭剧。我竖着耳朵听了半天，里头有个女人在哭，哭得抽抽噎噎的。
阿玲没哭。她一声都没吭。
第二天早上起来，餐桌上已经摆好了早饭。小米粥，两个煮鸡蛋，一碟小咸菜。阿玲坐在桌边，手里拿着个手机在看什么新闻。见我出来，她抬头：“粥还热着，趁热喝。”
我坐下来，喝了一口粥，熬得稠，火候正好。我看着她，想说什么，嘴张了张，又咽了回去。
阿玲把手机放下，站起来，端着水杯去厨房接水。经过客厅的时候，她顺手把茶几上那双男鞋旁边的拖鞋摆正了。
那拖鞋不是我的尺码，也不像阿玲会买的款式。我盯着那拖鞋看了几秒钟，低头继续喝粥，没问。
02
回家第三天，阿玲炖了排骨莲藕汤。汤端上桌的时候，热气腾腾的，她给我盛了一大碗。
“多喝点，养胃。”她说。
我接过来，低头喝了一口，味道很鲜，火候足。她做饭的手艺一直好，以前在厂里当会计的时候，中午食堂的师傅都夸她做的咸菜肉丝面好吃。只是那会儿我们各忙各的，一起吃饭的时候少。
“这几天在家待着闷不闷？”她问。
“还行，看看电视。”
“楼下有个小公园，没事可以去走走。你腿不好，走慢点。”
她说话客客气气的，挑不出半点毛病，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她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阿玲性子急，说话直来直去，看我哪儿不顺眼就直接说，从来不留情面。现在她说话慢声细语的，像是刻意斟酌过每个字。
晚上我坐在客厅看电视，她端着一杯茶进来，放在我手边，又转身回了卧室。我听见卧室的门轻轻合上，然后是一阵细碎的声响，像是抽屉开合的声音。
第二天，我注意到卧室床头柜上多了一把锁。
那个床头柜是老式的，三层的，以前从来不锁。里头放着些零碎东西，针线盒、老花镜、家里的存折和户口本。阿玲把户口本和存折都锁进最上面那层抽屉里了。
我装作不经意地问她：“床头柜怎么上锁了？”
她正在叠衣服，头也没抬：“哦，前两天收拾东西，把几件金首饰放里头了，怕落灰。”
金首饰。她以前从来不爱戴那些，结婚时买的一对金耳环，压箱底三十年都没见她戴过几回。我张了张嘴，没再追问。
她每天炖汤，换着花样来。今天排骨莲藕，明天冬瓜老鸭，后天萝卜牛腩。我喝着汤，心里头那点愧疚一点一点往上冒。当年我一声不吭搬出去住，留她一个人在这屋里头，她也没找人诉苦，也没闹到我儿子那儿去。我回来这三天，她没提过一句过去的事，一句都没有。
可她越是不提，我心里越没底。
晚上她收拾完碗筷，就回卧室了。门关上，里头安安静静的。我坐在客厅看电视，音量调到很小，耳朵却竖着，想听她在里头做什么。隐隐约约，像是翻纸页的声音，沙沙的，断断续续。
她在看什么？
第三天夜里，我胃有点不舒服，起来倒了杯热水。经过卧室门口的时候，看见门缝底下透出一点光。她还没睡。我停了一下，听见里头传来一声极轻的叹息，像是压在嗓子眼里，憋了很久才漏出来。
我没敲门，端着水杯回了客房。
白天她出去买菜，我在家里转了一圈。客厅阳台上有几盆绿萝，长得很好，叶子油亮亮的，一看就是有人精心打理的。我以前在家那会儿，她养的花总被我浇死，她骂过我好几回。
阳台角落晾着两件男人的衬衫，不是我的。灰蓝色，领口洗得干干净净，挂在衣架上，在风里轻轻晃。
我站在阳台，盯着那两件衬衫看了很久。太阳晒过来，衬衫的影子投在地砖上，又长又直。
晚上阿玲回来，手里拎着菜，还有一袋水果。我坐在沙发上，她换了鞋，把水果放茶几上：“楼下买的，你胃不好，多吃点软的。”
“阿玲，”我叫住她，“阳台那两件衬衫，谁的？”
她弯腰放水果的动作停了一下，随即直起身，语气不变：“老周的。他前阵子下雨淋湿了，借咱们家晾晾。”
老周。隔壁那个老周，退休教师，住对门。以前偶尔碰见点头打个招呼，不怎么熟。
“他衣裳怎么晾到咱家来了？”
“那天你不在家，我正好在楼道碰见他，他淋了雨，我就让他进来坐坐，衣裳湿透了，就在阳台晾了。晾干了他说先放着，改天来取。”
“改天是哪天？”
阿玲直起身，看着我：“你问这个做什么？”
她眼神平平淡淡的，看不出什么情绪。我被她看得有些心虚，移开目光：“随口问问。”
“哦。”她拎着菜进了厨房，开始择菜，水龙头哗哗地响。
我坐在沙发上，电视里演着什么，一个字也没看进去。脑海里翻来覆去就一个念头：老周。隔壁那个老周。
他什么时候跟阿玲这么熟了？
晚饭后，阿玲照例收拾碗筷。我起身说我来洗碗，她摆摆手：“你歇着吧，胃不好别碰凉水。”
她系上围裙，开始刷碗。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弓着腰的背影。她的头发比我走之前白了不少，后脑勺那一片，白得很明显。她弯腰的时候，后颈露出一截，皮肤松弛了，上面有一道细纹。
我心里头忽然酸了一下。我在外头那三年，她一个人是怎么过的。
“阿玲，”我开口，声音有些哑，“这些年，辛苦你了。”
她手里的碗在流水下停了一瞬，随即又动起来：“没什么辛苦的。”
“我……”我想说对不起，话到嘴边，又觉得这三个字太轻了。
“你别说了，”她打断我，关掉水龙头，把碗放进碗架里，“去客厅坐着吧，我晾完衣服就休息了。”
她没回头。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把碗一个个擦干，放进橱柜，动作熟练又安静。灯光打在她侧脸上，她垂着眼皮，表情平静得像个陌生人。
我退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茶几上放着一双棕色的男鞋，那是昨天阿玲从门口拎进来放在鞋柜里的。她说是老周的，他改天来取。
我拿起那只鞋，翻了翻。鞋垫上印着尺码，四十三。鞋底磨损的纹路很深，一看就是经常穿的。
老周。我脑子里浮现出那张脸，花白头发，戴一副金边眼镜，说话慢悠悠的，总喜欢在楼道里浇花。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偶尔碰见他，他冲我点头，我也冲他点头。点头之交。
我放下鞋，目光落在卧室门上的那把锁上。锁是新的，黄铜色的，在灯光下泛着光。
阿玲，你锁起来的到底是什么？
03
老周又来了。下午四点，门铃响了三下，阿玲放下手里的毛线去开门。
我坐在沙发上，听见她说：“进来吧，茶泡好了。”
老周换了双拖鞋，跟我打了个招呼：“老陈，身体好些了？”
“好多了。”我说。
他点点头，径直走到阳台那盆绿萝旁边，弯腰看了看，又去了厨房门口站了站，最后才坐到餐桌边。阿玲已经把棋盘摆好了。
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忽然发现一件事，老周在这屋里太自在了。
像回了自己家。
我咳嗽一声：“老周，你天天来，家里没事？”
“没事，一个人住，清闲。”他头也不抬，捏起一个棋子，“你嫂子走得早，儿子在省城，就剩我自己。”
“那也不能天天来啊。”
阿玲端了盘瓜子放在桌上，语气淡淡的：“老周帮我看过账本，去年单位报税的事他跑了几趟。我这人你也知道，不愿欠人家人情，就请他过来坐坐，下盘棋。”
这话听着顺理成章。
我没再说什么，回沙发上躺着。胃又开始隐隐作痛，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靠垫里。
客厅里传来棋子落在棋盘上的脆响，偶尔夹杂几句“将军”“吃你车”之类的话。阿玲的声音和平时不太一样，带着点放松的味道，是我这三年没听过的那种。
她以前跟我下棋从来不这样。
我闭上眼，脑子里乱七八糟的。
到了晚饭时间，老周起身告辞。阿玲送到门口，说了句：“明天还来吗？”
“来。你那步棋我还没想好怎么破。”
门关上了。我坐在餐桌边，阿玲把菜端上来，清炒土豆丝、番茄蛋汤、一条红烧鲫鱼。都是我爱吃的。
她给我盛了碗饭，自己坐下来吃，筷子在碗里拨了两下，没什么胃口的样子。
“老周……他是不是对你挺有意思？”我终于憋不住，问了出来。
阿玲夹菜的手顿了一下，抬眼看了看我：“你想多了。”
“那他天天来干嘛？”
“下棋。”她把筷子搁在碗沿上，声音很平，“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有个邻居说说话，不行吗？”
“我没说不行。”
“那就吃饭。”
我低下头，扒了两口饭，那股憋闷的劲儿堵在胸口下不去。她越是这样不咸不淡地回我，我越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劲。
晚上十点多，阿玲在厨房洗碗。我坐在客厅里，盯着门口那双棕色男鞋看。老周今天来的时候，换的是阿玲给他拿的拖鞋，走的时候穿走了自己的鞋。
那这双鞋是哪来的？
我起身走过去，蹲下来看了看。鞋码不小，42左右，鞋帮上沾了点泥。鞋底花纹磨得挺厉害，像是穿了不少年头的旧鞋。
我把鞋翻过来，鞋垫上印着个模糊的牌子。不是老周今天穿的那双。
我正盯着看，阿玲从厨房出来，看见我蹲在门口，脚步顿了一下：“你干什么？”
“这鞋谁的？”
“老周的。”她擦着手，语气平淡，“上次下雨他过来，鞋湿透了，我让他换了双干净的走。这双旧的放这儿，他说哪天来取。”
“他鞋放这儿好几天了，一直没来取？”
阿玲没回答，转身进了卧室。
我站在原地，手里还攥着那只鞋。鞋沉甸甸的，像攥着一块烫手的铁。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阿玲背对着我，呼吸均匀，像是已经睡了。我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那双鞋的影子。
老周。
一个退了休的中学老师，隔壁邻居，天天往我家跑。阿玲给他泡茶，给他摆棋盘，给他拿拖鞋。
我走的时候，阿玲一个人过的。我回来的时候，她身边多了个人。
这三年，她到底怎么过的？
第二天一早，我趁阿玲出去买菜，走到玄关那又看了看。男鞋还在。鞋柜里多了一件叠好的男式外套，灰色的，不是我的。
我拿起那件外套闻了闻，没什么味道，干干净净的。
我把它放回去，心里堵得慌。阿玲买菜回来，看见我站在鞋柜前，什么也没说，径直进了厨房。
我站在那儿，站了很久。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了：“阿玲，我问你个事。”
“嗯？”
“你跟我老实说，老周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
阿玲放下筷子，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没什么波澜，像是早就等着我问这句话。
“邻居。”
“就只是邻居？”
“你觉得是什么关系？”她反问，语气依旧淡淡的，“老周是隔壁邻居，退休教师，一个人住。我有时候请他过来下棋，有时候他帮我修修水管、看看电闸。就这样。”
“那他的鞋怎么在咱们家放了好几天？”
阿玲沉默了一会儿，垂下眼：“他说过几天来取。你不信，自己问他去。”
我被她这句话噎住了。
她说得滴水不漏，可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那件外套，那双鞋，她看老周时那个放松的眼神，这些细节拼在一起，拼出个让我发慌的轮廓。
下午老周又来了。这次我没走开，就坐在旁边看着他们下棋。
老周穿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服帖，进门先朝我点点头：“老陈，今天精神看着不错。”
“嗯。”
他坐下，阿玲把棋盘摆好，两个人开始对弈。我盯着老周的脸看，他下棋时很专注，眉头微皱，手指在棋盘上轻轻敲。阿玲落子时，他会点头，偶尔说句“这步走得妙”。
我看了半个钟头，看不出任何暧昧的东西。可越是这样，我越觉得不舒服。
傍晚老周走的时候，我说：“老周，我送你。”
他愣了一下，笑着摆手：“不用不用，几步路。”
“我送送你。”
我站起来，跟着他出了门。走廊里灯光昏暗，老周走在前面，脚步很稳。我看着他后脑勺的白发，忽然开口：“老周，你一个人住，怎么老往我家跑？”
老周停下脚步，回头看我。楼道里那盏灯照在他脸上，把他的表情照得模模糊糊。
“阿玲一个人在家，你不在那三年，她煤气灶坏了、水管漏了，都是我帮着修的。她这人要强，不爱麻烦人，可有些事一个人真弄不了。”
他顿了顿，又说：“老陈，你回来了，我本来不该再来。是阿玲说，你刚回来，家里冷清，让我过来热闹热闹。”
他说完，转身下了楼。
我站在楼道里，灯灭了，四周黑下来。我摸着墙壁往回走，心里翻来覆去想着他最后那句话，“你不在那三年”。
那三年，我在另一个女人家里，阿玲一个人守着这个家。水管漏了，煤气灶坏了，都是隔壁的老周来帮她修。
我有什么资格去质问他们什么关系？
可回到屋里，看见那双男鞋还摆在门口，我心里那根刺还是扎着，拔不出来。
04
连着几天，老周每天都来。
有时候下午来下两盘棋就走，有时候留下来吃晚饭。阿玲做菜时会在厨房里喊一句“老周你吃不吃辣”，老周隔着门回一句“少放点，胃不好”。
我在旁边听着，觉得自己像个外人。
那天下午，阿玲说要去趟银行，让我在家待着。她出门后，我在屋里转了两圈，鬼使神差地走到阳台往下看。
阿玲在楼下碰到了老周。两个人站在单元门口说了几句话，然后一起往小区外面走了。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他们的背影拐过路口，消失不见。太阳晒得我后背发烫，我却觉得身上发冷。
他们去哪儿？
去银行？一起去银行干什么？
我回屋里坐了一会儿，坐不住，穿上外套出了门。小区不大，我沿着他们走的方向找过去，拐过路口，看见街对面有家银行。
阿玲和老周正站在ATM机旁边，老周在操作，阿玲站在一边看着。
我躲在一棵行道树后面，远远地看着。老周操作完了，从机器里取出一沓钱，数了数，递给阿玲。阿玲接过来，装进包里。
两个人又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分开走了。老周往东，阿玲往西。
我站在原地，手脚冰凉。
阿玲跟老周借钱？还是阿玲还钱给老周？他们之间有钱的往来？我脑子里乱成一团，等回过神来，阿玲已经走远了。
我回到家，阿玲还没回来。我坐在沙发上，越想越坐不住。
茶几上放着一本阿玲的记账本，我拿起来翻了翻。里面记着日常开销，买菜、水电费、物业费，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
翻到后面几页，我看到了老周的名字。
“6月12日，老周垫付水管维修费180元，已还。”
“7月3日，老周帮交电费236元，已还。”
“9月18日，老周代买降压药126元，已还。”
一页一页翻过去，全是老周的名字。每一笔都记得工整，每一笔后面都写着“已还”。
我合上账本，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我走的那三年，阿玲连换个灯泡都要求人帮忙。她记的每一笔账，都在告诉我，她是怎么一个人撑过来的。
傍晚阿玲回来，手里拎着菜。看见我坐在沙发上，她愣了一下：“你脸色不太好，怎么了？”
“没事。”我把账本放回茶几上，“你下午去哪儿了？”
“去银行办了笔定期。”她换鞋，语气自然，“到期了，转存一下。”
“老周陪你去的？”
阿玲动作顿了一下，抬头看我：“你看见了？”
“嗯。”
她沉默了两秒，说：“他刚好也要去银行，就顺路一起走了。”
“他取了一沓钱给你。”
阿玲站直了身子，看着我：“你跟踪我？”
“我没跟踪，我就是看见了。”
空气静了一会儿。阿玲把菜放进厨房，出来时脸色沉了几分：“老周借给我五千块钱，我弟上个月住院急用，我手上钱不够，找他周转了一下。今天去银行取了钱还给他。”
“你弟住院的事，你怎么没跟我说？”
阿玲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你刚回来，我不想拿这些事烦你。”
她说完就进了厨房，开始择菜。我坐在沙发上，心里堵得慌。
她说得合情合理，可我心里那道坎还是过不去。为什么是老周？她为什么宁可跟老周借钱，也不跟我开口？我虽然身体垮了，可我手里还有点积蓄。
那笔借给小刘的六万块钱，我一直没跟阿玲提过。她要是知道我借了六万给那个外面的女人，会怎么看我？
想到这里，我忽然一阵心虚，不敢再往下想。
晚上老周没来。阿玲做了两个菜，我们面对面坐着吃。饭桌上很安静，只听见筷子碰碗的声音。
“阿玲，”我放下筷子，“我回来了，以后家里的事你不用麻烦老周了。水管坏了我会修，灯泡我会换。”
阿玲没抬头，夹了一筷子青菜放进碗里：“嗯。”
“那五千块钱，我还你。”
“不用，我已经还了。”
“那我给你钱，你留着花。”
阿玲终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没有感激，也没有温柔，只透着一种淡淡的疲倦：“不用。我有退休金，够花。”
她低下头继续吃饭，像是这件事就这么翻篇了。
可我知道，没有翻篇。那晚我躺在床上，听着阿玲均匀的呼吸声，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着白天的事。
老周站在ATM机前数钱的样子，阿玲站在旁边等着的样子。他们之间那种默契，那种不用说话就懂彼此的从容，是我和阿玲之间早就没了的东西。
这三年，我在外面跟小刘过着日子，阿玲一个人守在家里，跟隔壁的老周成了互相照应的邻居。
我回来了，想重新捡起这个家，可我发现，这个家里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
第二天上午，阿玲出去买菜。我在家里翻箱倒柜找东西，我想找找看，阿玲到底把什么锁在了那个床头柜里。
卧室的床头柜锁着，我试了几把钥匙，都打不开。我蹲在床边，盯着那把新锁看了半天，心里有个声音在说：别找了，找到了又能怎么样？
可另一个声音更响：你就不想知道，她瞒着你什么吗？
我站起来，走到客厅，站在那扇窗前。窗外老周正从自家单元门口出来，拎着一袋垃圾，慢悠悠地走向垃圾桶。
他倒完垃圾，抬头往我家这边看了一眼。隔着窗户，我跟他目光对上了。
他冲我点了点头，转身回去了。
我站在窗前，看着他消失在楼道口，心里那股不安越缠越紧。
05
那天晚上，我的胃病犯了。
疼得厉害，像有只手在胃里搅。我蜷在床上，冷汗一层一层往外冒。阿玲被我惊醒，翻身起来开了灯：“怎么了？”
“胃……胃疼。”
她披了件衣服下床，去客厅倒了杯热水端进来：“药呢？你上次开的药放哪儿了？”
“床头柜里……第二层。”
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说错了。阿玲站在床边，没动。床头柜上了锁，钥匙在她那儿。
“第二层没锁。”她说，“锁的是最上面那层。”
我疼得顾不上多想，她弯下腰，从床头柜最下面一层摸出一板药，又倒了杯温水递给我。
我吞了两片药，靠床头躺着，等药劲上来。阿玲站在床边，手里攥着那把钥匙，像是犹豫了一下，然后弯下腰，把最上面那层抽屉打开了。
“我找找有没有胃药备着的。”
她说着，手在抽屉里翻动。我躺着的位置刚好能看见抽屉里的东西，一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压在几盒药下面。
阿玲翻了一会儿，拿出两盒药看了看，又放回去，然后把抽屉关上，锁好。
她转身去厨房倒水，我盯着那个抽屉，心里忽然跳得厉害。
那叠纸。叠得那么整齐，放在药盒底下。阿玲刚才翻的时候，手指明显在那叠纸上顿了一下，像是刻意避开。
阿玲端着水杯回来，放在床头柜上：“再喝点水，药劲上来就舒服了。”
“嗯。”
她关了灯，躺回床上。黑暗里，我睁着眼，盯着天花板，胃里的痛慢慢缓下来，可心里的疙瘩越拧越紧。
那叠纸是什么？为什么放在上了锁的抽屉里？阿玲为什么碰都不碰？
我翻了个身，侧躺着，后背对着阿玲。黑暗中，我听见她的呼吸声，平稳，均匀，像是已经睡着了。
可我总觉得，她没睡着。
第二天中午，阿玲出门了，说去趟社区医院拿降压药。我在家里等了一会儿，确认她走远了，然后走进卧室，蹲在床头柜前。
锁着。
我伸手摸了摸那把锁，黄铜色的挂锁，不大，但很结实。我试着拉了拉，纹丝不动。
我蹲在那里，心里那股痒劲儿越挠越难受。那叠纸就在里面，离我不到一尺远，可我打不开。
我站起来，在屋里转了两圈。客厅的电视柜抽屉里有把螺丝刀，我拿起来，又放下。
不行。阿玲回来看到锁被撬了，这个家就真的没法过了。
我坐在沙发上，盯着那扇卧室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着念头。阿玲锁着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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