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封特急绝密电报，差一点把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送进险境。
一九三一年四月的南京，徐恩曾不在，机要室里只剩钱壮飞值班。电报一封接一封送来，落款急，密级也急。
他把电文译开，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
纸很薄。
命很重。
顾顺章知道的，不是一个住址、两个人名。他长期参与中央特科工作，熟悉上海许多机关和负责人的活动线索。只要消息晚一步，周恩来、瞿秋白、邓小平、邓颖超等人都可能落入搜捕网里。
钱壮飞没有等。
他把消息送往上海，又用暗语催促胡底撤离：“胡底，克潮病笃。”
克潮，是钱壮飞的化名。
病笃，不是病。
是危险已经到了门口。
钱壮飞原本可以不是这样的人。
一八九五年，他生在浙江湖州一个商人家庭。后来考入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毕业后行医，也教过美术和解剖学。医生的药箱、画家的笔、无线电的技术，他都拿得起来。
可一九二六年以后，这些本事有了另一种用处。
他和妻子张振华利用行医作掩护，做秘密工作。药箱里不只装药，有时也装秘密文件。
那只药箱，后来换成了敌人机要室里的电报。
一九二八年夏，钱壮飞参加无线电训练班，以第一名录取。徐恩曾看中了他。到一九二九年底，徐恩曾接管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钱壮飞也被调到南京，做了机要秘书。
最危险的地方，成了他的位置。
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让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组成特别党小组。上海、南京、天津，三个人分别扎进去，像三枚钉子，钉在对方特务系统里。
后来他们被称为“龙潭三杰”。
这个称号听着传奇，可真正的日子没有半点传奇的轻松。钱壮飞经手的是电文、名单、密码本、机构布置。桌上一张纸，可能就是一个同志的生死。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前后，那张纸真的来了。
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他截获后，上海地下机关迅速转移。敌人的搜捕随后扑来，许多地点已经空了。
钱壮飞自己也暴露了。
他离开南京，辗转进入中央苏区。那个曾在机要室译电的人，又在瑞金做情报、保卫和技术工作。中央苏区的建筑设计、文艺演出、情报破译，他都参与过。
这样的人，活在暗处，却总能把事情做在明处。
可一九三五年春，长征走到贵州乌江一带，暗处的人忽然不见了。
三月末，红军南渡乌江前后，队伍行军急，敌机轰炸也急。钱壮飞与部队失去联系。周恩来得知后派人寻找，没有找到。
从此，名单上有了他的名字，墓地却长期不明。
一九五一年发给亲属的牺牲证明里，牺牲时间写着一九三五年三月，安葬地点是不明。
不明两个字，压了很多年。
关于他的牺牲地点，乌江两岸曾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在息烽。当地有人回忆，一个自称“夏树云”的红军干部与大部队失散，后来在没良坑一带遇害。
另一种说法在金沙。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后，一个高个子、长脸、外省口音的红军还在乌江北岸行走，身背黄布包和小皮包，带着手枪，向当地人问路、买吃的。
这两个说法，都指向一个事实：钱壮飞没有倒在敌人的审讯室里，也没有死在灯红酒绿的特务机关中。
他最后走进的，是贵州山地的荒僻小路。
一九八四年，有关方面曾召开专题座谈会，问题仍未完全解开。之后，贵州党史部门继续调查。到二〇〇〇年至二〇〇一年，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和贵州省国家安全厅组成联合调查组，再次到实地走访、排查、论证。
最后形成的意见是：在没有发现新的确定根据以前，钱壮飞烈士牺牲地确定为贵州省金沙县后山乡，牺牲时间为一九三五年四月一日。
这时，距离他失踪，已经六十多年。
金沙后山乡张家垭口，曾有一座无名红军坟。当地群众后来给它立起石碑，碑上刻着“红军烈士之墓”。
那一行字起初没有名字。
可清明有人来培土，有人来献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修水电站，当地又把烈士骸骨迁葬到张家垭口。
一个隐蔽战线的人，死后也沉默了很多年。
周恩来后来多次提起钱壮飞，大意是，如果没有钱壮飞，上海工作的许多同志很难幸免。
这不是一句空话。
一九三一年那间机要室里，六封电报从武汉发来；一九三五年乌江边，一个掉队的红军再也没有归队。
今天到贵州金沙后山镇，钱壮飞烈士墓前立着碑。山风从碑身旁掠过，石阶上有人放下花束，碑上的名字终于清清楚楚。
钱壮飞躺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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