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家老屋的阁楼闷得透不过气，灰扑扑的光线里，谢雨晴把那只锈死的铁皮箱拖出来。
箱盖上刻着个“余”字，漆皮翘了边。
余思妤站在楼梯口，手指绞着衣角。
马永康突然伸手按住箱盖，说有些事翻出来，对活着的人更残忍。
余思妤一把推开他，眼圈发红。
谢英飙从箱底摸出油纸包，一层层剥开。
发黄的纸条露出来。
谢雨晴念了第一行，余思妤猛地抬头，嘴唇直哆嗦。
没人说话。
窗外知了叫得人心慌。
谢英飙翻过纸条，脸色变了。
01
谢家兴是立秋那天走的。
头天晚上还喝了半碗小米粥，跟谢英飙说了句“箱子里东西别扔”，第二天早上就没醒过来。
谢英飙给父亲擦身子的时候，发现他左手攥着把铜钥匙，攥得死紧，指关节都发白了。
那把钥匙谢英飙认得，是阁楼铁皮箱上的。
他想掰开父亲手指取钥匙，掰不动。
后来是陈银凤拿热毛巾敷了十几分钟，才一根一根松开。
谢雨晴从单位赶回来时，灵堂已经搭好了。
她是档案管理科科员，平时跟旧纸堆打交道，养成了个习惯，见着老物件就想翻翻。
守灵那两天，她翻遍了爷爷的书桌抽屉，净是些老花镜、半截铅笔、过期的降压药。
直到第四天，她才想起来阁楼。
阁楼门一推开，灰呛得她连打了三个喷嚏。
手电筒光柱里，那只铁皮箱就搁在墙角，箱面上一层灰，箱扣上挂着把铜锁，锁孔都锈绿了。
她试着拽了拽，纹丝不动。
回去跟谢英飙一说，谢英飙沉默了好一会儿。
“爷爷临终前说，箱子里东西别扔。”
“里头是什么？”
“不知道。爸从来没打开过。”
谢雨晴觉得蹊跷。
谢家兴生前是离休干部，住的是老干所的房子，家里没什么值钱东西，唯独这只箱子他看得重。
有一年楼上漏水，他半夜爬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把箱子挪到干燥的角落，拿油布裹了三层。
谢雨晴那时候还小，问爷爷箱子里是不是有金条。
谢家兴笑了笑，说比金条值钱。
这话谢雨晴记了二十年。
谢家兴的追悼会定在殡仪馆二号厅。
那天来了不少人，余思妤也来了。
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衬衫，站在人群最后面，没上前鞠躬，也没跟谢英飙说话。
谢雨晴注意到她，是因为她盯着遗像的眼神不对劲，嘴角绷着，两只手把挎包带子攥得变了形。
谢雨晴凑过去，小声说了句“节哀”。余思妤转过脸看她，眼神里带着种说不清的冷。
“你是谢家兴的孙女？”
“嗯，谢雨晴。”
余思妤没再说话，扭头就走。谢英飙追出去两步，被她抬手挡了回来。
那天晚上谢英飙跟谢雨晴说了实话。
谢家兴晚年住在医院，最后那几天一直在说胡话，翻来覆去就三个字：余则成。
有时候半夜惊醒，满头大汗，说“我对不起老余”。
谢英飙问过父亲，余则成是谁，谢家兴就闭了嘴，闭得死死的，像是多说一个字都能要他的命。
“余思妤是余则成的女儿。”谢英飙说。
谢雨晴在档案科干了八年，余则成这个名字她不陌生。
她回单位翻了翻旧卷宗，果然翻到一份发黄的履历表。
余则成，男，一九二一年生，一九四九年赴台，后失去联络，档案备注栏盖着个模糊的蓝戳：疑似变节。
“疑似”两个字，把一个人钉在了耻辱柱上。
谢雨晴把那页档案复印了一份，夹在文件夹里带回家。
她给余思妤打了电话，响了十几声才接。
她说明来意，想让余思妤来谢家看看那只铁皮箱，里头可能有跟她父亲相关的东西。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谢雨晴以为断了线，喂了两声。
“不用了。”余思妤的声音干巴巴的，“我爸是叛徒，没什么好查的。”
“余阿姨，我爷爷临终前一直在念你父亲的名字。”
“那又怎样？”
“箱子上刻着个‘余’字。”
余思妤又沉默了。这次沉默里能听到呼吸声，粗一下细一下的。最后她说了句“再说吧”，挂了电话。
谢雨晴握着手机站在窗前，外头下着雨，雨点子打在玻璃上，一道一道往下淌。
她给余承德打了个电话。
余承德是余思妤的弟弟，在供电局上班，说话比他姐痛快些。
“我姐这些年不容易。”余承德在电话里叹气，“我爸的事，把我们全家都害苦了。我妈下放那几年，我姐在学校天天挨批，同学往她书包里塞纸条，骂她是小叛徒。后来我妈平反了，我爸的事却一直悬着，连个说法都没有。”
“你爸去台湾之前，没留过什么东西？”
“留过几封信，后来抄家全烧了。我姐只藏了一张照片，我爸年轻时候的，背后写了个‘等’字。她嘴上说我爸是叛徒，可那张照片她一直带着，走哪儿带哪儿。”
谢雨晴心里有了数。她决定先开箱看看，如果真有跟余则成相关的东西，再想办法说服余思妤。
开箱那天是周六。
谢英飙请了假，还叫来了马永康。
马永康是谢家兴的老战友，七十多了，耳朵有点背，嗓门却大得很。
他一进门就问：“真要开？”
“爸的遗愿，总得看看里头是什么。”
马永康坐在沙发上，两手扶着膝盖，眉头拧成个疙瘩。
谢雨晴去楼上搬箱子，铁皮箱比她想的沉得多，她使了老大劲才拖到楼梯口。
马永康抬头看见箱子，脸色刷地变了。
“等等。”
他站起来，一步步走到楼梯底下，仰头盯着谢雨晴手里的箱子。箱扣上的铜锁已经让谢英飙拿钢锯锯开了，锁还挂在上面，歪歪斜斜的。
“老谢藏了这东西一辈子。”马永康的声音有点发颤，“你们真要看？”
“马叔，到底什么事？”
马永康没回答。他伸出右手，按在箱盖上。那只手青筋凸起，骨节粗大，像一把铁钳子。
“有些事翻出来，对活着的人更残忍。”
谢英飙急了：“马叔，我爸人都走了，还有什么不能看的？”
马永康还是按着箱子，不松手。
他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谢雨晴站在楼梯上，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抱着个死沉的箱子，胳膊直打颤。
这时候门铃响了。
02
谢雨晴去开门，门外站着余思妤。她换了件深蓝色的外套，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的表情却藏不住事，眼皮有点肿，像是哭过。
“我来看看。”她说，声音很轻。
谢雨晴侧身让她进来。余思妤走到客厅中间，目光落在马永康按着箱子的那只手上，又移到谢英飙脸上，最后停在谢雨晴身上。
“箱子里到底有什么？”
“还没开。”谢雨晴把箱子搁在茶几上，胳膊酸得直甩，“马叔不让开。”
余思妤转向马永康。两个人对视了几秒，马永康先移开了目光。他收回手，退到沙发边上坐下，从兜里摸出根烟，点上，狠狠吸了一口。
“开吧。”他说，“老谢啊老谢，你倒是躲清静去了。”
谢英飙拿螺丝刀撬开锁扣。
铁皮箱盖子紧得很，他使了把劲，嘎吱一声掀开。
一股霉味扑出来，混着樟脑丸的刺鼻气息。
谢雨晴凑过去看，箱子里没几样东西，最上面是几本旧笔记本，封皮都发黑了。
底下压着个油纸包，包得四四方方，拿细麻绳捆着。
再下面是一摞发黄的信封，还有几块旧怀表的零件。
谢英飙先把油纸包捧出来，放在茶几上。
麻绳已经脆了，一扯就断。
油纸一层一层剥开，里面是张对折的纸条，纸质发黄发脆，边缘都碎了，得小心翼翼地展。
谢英飙不敢使劲，拿指甲一点一点挑开折痕。
余思妤凑了过来。她盯着那张纸条，呼吸变浅了。
纸条展开了，上面是钢笔写的字，字迹清瘦，墨迹已经洇开了一些，但还能辨认。谢雨晴站在谢英飙身后，伸长脖子去看。第一行写的是：“则成吾弟，此去台岛，归期难料。”
谢雨晴念出了声。余思妤猛地抬起头，嘴唇哆嗦起来，两只手攥在一起，指节嘎巴响了一声。
“接着念。”她的声音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谢雨晴继续往下看。
纸条不长，统共七八行字。
她一行一行念出来，客厅里静得只剩下她的声音和窗外知了的叫声。
念到最后一行，谢英飙把纸条翻过来，背面还有字。
他看了一眼，脸色骤变。
马永康的烟掉在地上，他没去捡，只是死死盯着谢英飙手里的纸条。
余思妤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眼泪从她眼眶里涌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茶几上，洇开一小片。她没抬手去擦。
“不可能。”她说。
谢雨晴把纸条轻轻放在茶几上。余思妤弯下腰去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了很长时间。然后她直起身，走到墙边，额头抵着墙，肩膀一抽一抽的。
谢英飙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站起来走到余思妤身边，手抬了抬，又放下了。
“余阿姨。”
余思妤没回头。她的声音闷在墙里：“他为什么不早说？谢家兴为什么不早说？”
马永康终于开口了，嗓子哑得像砂纸磨铁：“他不能说。”
“为什么不能说？”
“说了，你和你妈都活不到今天。”
余思妤转过身来，眼睛红得吓人。她盯着马永康，盯了足有半分钟。
“你早就知道。”
马永康没否认。
“你早就知道我爸不是叛徒。”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说？”
马永康站起来，走到茶几前，看着那张纸条。他伸出手，指尖在纸面上轻轻碰了一下，像是碰什么烫手的东西。
“我答应了老谢。他说等他不在了，让我把箱子交给你。我没想到他藏得这么深，连我都不知道纸条背面还有字。”
谢英飙把纸条翻过来，背面那行字写得更小，更潦草，像是后来补上去的。谢雨晴凑过去看，念道：“若余则成有信至，交其女，万勿示人。”
余思妤走过来，把纸条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她嘴唇翕动着，像是在默念。最后她把纸条贴在胸口，弯下腰，蹲在了地上。
谢雨晴蹲下来，轻轻拍了拍她的背。余思妤的肩膀剧烈地抖动着，但没有哭出声。过了好一会儿，她站起来，把纸条递给谢英飙。
“还有一封信。”她说，“马叔，你说我爸托人带过信。”
马永康从内衣口袋里摸出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个旧信封，边角都磨毛了。他把信封放在茶几上，退后一步。
“这是你爸从台湾托人带回来的。带信的人辗转了好几个地方，等信到我手里，已经过了两年。老谢说先别给你，等你妈身体好些再说。后来你妈身体一直没好，再后来，就来不及了。”
余思妤拿起信封，手指抖得厉害，拆了半天没拆开。谢雨晴递了把剪刀过去，她接过去，剪开信封口，抽出里面一张薄薄的信纸。
信很短。余思妤看完，把信纸递给谢雨晴，自己走到窗边，把窗户推开了。知了声一下子涌进来，震得人耳膜发胀。
谢雨晴低头看信。信上写：“雅文吾妻，见字如面。我在台岛一切安好，勿念。组织事大，个人事小。若我不能归，望你带好两个孩子。则成绝笔。”
日期是一九五零年三月。
谢雨晴把信纸轻轻放在茶几上。谢英飙拿起来看了一遍，又递给马永康。马永康没接，摆了摆手，背过身去。
余思妤站在窗前，外头的阳光打在她脸上，照出两道清晰的泪痕。她开口说话，声音比刚才稳了些。
“他说的组织事大，是什么意思？”
马永康转过身来。他张了张嘴，又合上，最后叹了口气。
“你爸去台湾，是带着任务的。”
03
谢家兴的日记缺页的事，是余思妤发现的。
那天开箱之后，谢英飙把箱子里的东西全倒出来清点，笔记本一共五本，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六五年，一年一本，每本都不厚。
余思妤坐在沙发上翻看，翻到一九五七年那本时，发现中间撕掉了十几页，断口很齐，像是拿刀片裁的。
“谢英飙，这几页呢？”
谢英飙接过去看了看，摇头。陈银凤从厨房端了茶出来，听见这话，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那年抄家，你爸连夜撕的。撕了扔灶膛里烧了。”
“为什么烧？”
“你爸说，留着是祸害。”
余思妤把笔记本合上，放在茶几上。
她的脑子乱得很，刚才那张纸条上的字还在眼前晃。
谢家兴亲笔写的“则成吾弟，此去台岛，归期难料”，这就说明父亲去台湾之前，跟谢家兴见过面，而且是带着任务走的。
可为什么后来所有人都认定父亲是叛徒？
谢家兴自己为什么不说清楚？
她问了谢英飙。
谢英飙答不上来。
他只知道父亲晚年过得不好，有几年连老干所的院子都不愿意出，逢年过节单位来人慰问，他躲在屋里不见。
谢英飙那时候年轻，觉得父亲脾气怪，后来才慢慢咂摸出味儿来，父亲心里有事，而且是大事。
“马叔，你跟我爸当年是一个交通站的？”余思妤问。
马永康坐在角落里，一直在抽烟。他掐了烟头，点头。
“四八年到四九年，我在交通站跑腿。你爸是上面派下来的，负责情报传递。老谢是站长，单线联系你爸。”
“我爸去台湾之前，跟你们见过面？”
“见过。四九年六月，老谢让我送他去码头。那天晚上下着雨，你爸穿了件灰布长衫，提个小皮箱。老谢在巷子口等着，两个人说了几句话。我没听见说的什么，只看见老谢拍了拍你爸的肩膀，你爸转身上了船，再没回头。”
余思妤听着，脑子里浮现出那个画面。她父亲上船的时候，是什么表情？有没有回头看一眼岸上？
“后来呢？”
“后来交通线断了。你爸到了台湾，按照约定发了两次电报回来，都是加密的。第三次电报没来。老谢等了半年，又等了半年，一直没有消息。再后来，上边出了叛徒，交通站的人撤的撤、抓的抓。老谢把你爸的材料报上去了，但那时候联络人牺牲了，证明材料没人接。”
“所以就这么悬着了？”
“悬着了。后来运动一个接一个，老谢自己也被审查了好几回。他要是开口说你爸是派出去的，就得拿出证据。证据在哪儿？联络人死了，电报底稿在撤退的时候烧了。他拿什么证明？”
余思妤没说话。
她想起母亲赵雅文那些年受的罪。
一九五七年，赵雅文被下放到农场，白天干活，晚上写检查。
余思妤去看她，母亲瘦得脱了相，还偷偷跟她说，你爸不是叛徒，你别恨他。
余思妤那时候才十几岁，嘴上说知道了，心里却恨得要命。
父亲走了，母亲受罪，她被人戳脊梁骨，这些账都记在了余则成头上。
“我妈到死都在等我爸的消息。”余思妤说。
马永康低下头，粗糙的手指在膝盖上搓了两下。
“你妈走的那年，老谢在医院住着。他听说了，让我代他去送个花圈。我没去。我怕去了，忍不住把实话说出来。”
“你应该说的。”
“说了又能怎样？你妈那时候已经不行了，知道了反而添堵。老谢说，让雅文同志带着希望走，比知道真相强。”
余思妤的眼泪又下来了。她别过脸去，拿手背胡乱擦了一把。
谢雨晴一直坐在旁边没吭声。
她在琢磨那张纸条上的字。
谢家兴写得很清楚，“此去台岛，归期难料”，说明他当时就知道余则成可能回不来。
但为什么后面又补了一句“若余则成有信至，交其女，万勿示人”？
这句话说明谢家兴知道余则成会写信回来，而且信的内容不能让外人看见。
也就是说，余则成的信里，一定写了不能公开的东西。
“马叔，”谢雨晴开口，“我爸从台湾带回来的那封信，为什么不能示人？”
马永康看了她一眼，没回答。
“信上只写了家事，没写别的。为什么谢爷爷特意嘱咐不能给别人看？”
马永康沉默了好一会儿，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拉开，往外头看了一眼。楼道里没人。他把门关上，回到沙发上坐下。
“因为那封信，不是给你妈看的。是给组织看的。”
余思妤抬起头来。
“你爸在信里夹了东西。带信的人不知道，老谢也不知道，我是后来才发现的。”
“什么东西？”
“一张纸条。跟箱子里那张不一样。那张纸条上写的，是你爸在台湾发展的关系名单。他把名单藏在信纸夹层里，带回来的。”
谢雨晴愣住了。余思妤也愣住了。
“名单呢？”
“烧了。”马永康说，“老谢看完就烧了。他说名单上的人还在台湾，留着就是祸。但他把那张证明你爸身份的主纸条留下了，藏在箱底。他跟我说，等他不在了，让我把箱子交给你们。我没想到他还在纸条背面写了字。”
余思妤站起来，走到窗前。外头的知了还在叫，一声接一声，没完没了。她看着窗外老干所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槐树，看了很久。
“所以谢家兴这些年被人骂，也是因为这个？”
马永康点头。
“有人怀疑是他把你爸派出去的，后来你爸断了联络，人家就说他用人不当，甚至说他故意把你爸送出去当叛徒。他一句都不辩。”
“为什么？”
“他说，辩了，就把你爸暴露了。你爸在台湾还有任务，还有关系。他要是坐实了是派出去的，台湾那边就会查。查来查去，你爸就活不成了。”
余思妤慢慢转过身来，看着茶几上那张发黄的纸条。
纸条上的字很工整，一笔一划，像是写的人很用心。
她想起谢家兴的样子，瘦高个，不爱说话，每次见到她，眼神里都带着种说不清的东西。
她以前以为那是心虚，现在才明白，那是愧疚和疼惜搅在一起，说不出口。
04
开箱之后第三天，谢雨晴回单位上班，心里却一直放不下那张纸条。
她把余则成的档案调出来重新看了一遍，发现备注栏里“疑似变节”四个字的蓝戳下面，还有一行极小的铅笔字，像是后来补上去的，字迹已经模糊了。
她拿放大镜看了半天，认出来是“待查”两个字。
谢雨晴心里一动。
她去找科长郭欣怡。
郭欣怡三十出头，做事利索，在档案科干了快十年。
谢雨晴把情况说了，郭欣怡皱着眉听完，从抽屉里翻出一份文件汇编。
“你说余则成？我有点印象。前几年清理旧档，我见过一份关于他的内部通报，说他在台湾有活动痕迹，但具体情况不详。”
“通报在哪儿？”
“应该还在柜子里。你等等。”
郭欣怡去库房翻了半个多小时，抱出来一个纸盒子，里面全是发黄的油印材料。
两个人一份一份翻，翻到最底下，找出一张油印的通报，标题是“关于余则成同志在台情况的内部参考”，落款是一九八三年。
通报很短，说余则成赴台后曾通过秘密渠道传递过两次情报，后因交通员被捕，渠道中断。
通报最后写了一句：“该同志身份特殊，暂不宜公开。”
谢雨晴拿着通报的手有点抖。
“郭姐，这个能复印吗？”
“按规定不能。但你可以抄。”
谢雨晴把通报内容一字不差地抄在本子上，塞进包里带回家。
当天晚上她去了余思妤家。
余思妤住在城东老小区，六楼，没电梯。
谢雨晴爬上去的时候，余思妤正在厨房做饭，油烟机嗡嗡响。
两个人坐在客厅里，谢雨晴把抄下来的通报递给她。余思妤看了两遍，把本子合上，放在膝盖上。
“一九八三年。”她说，“那年我妈还在。”
“阿姨不知道？”
“不知道。那时候谁跟我说我爸的事，我都跟人急。我妈更不敢提，一提就哭。”
余思妤站起来，走进卧室，过了一会儿抱出来一个铁盒子，比谢家那只小些，上面印着牡丹花的图案，漆皮掉了大半。
她把盒子放在茶几上，打开盖子。
里面全是照片，黑白的，彩色的，都有。
最上面那张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半身像，穿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嘴角微微翘着。
“这是我爸。就这一张。”
谢雨晴拿起来看。照片背面写着一个字：等。钢笔字，笔画很用力，纸都戳出了凹痕。
“我妈写的。”余思妤说，“她等了一辈子，没等到。”
谢雨晴把照片放回去。
她注意到盒子底部还有东西，几张折起来的纸。
她指了指，余思妤拿了出来。
是两封信，信封上贴着邮票，盖着邮戳，但没有寄出去。
“这是我在我妈遗物里找到的。写了没寄。一封是我爸刚走那年写的，一封是后来。”
谢雨晴抽出第一封。信纸很薄，字迹娟秀，是赵雅文写的。信上写：“则成，你走了半年了，没有信来。邻居说你可能不在了，我不信。你说过会回来的。孩子会叫爸爸了，天天指着门口喊。你听见了吗？”
第二封是一九六五年写的：“则成，我今天被人叫去谈话了，问你在台湾的情况。我说我不知道。他们不信。思妤在学校被人欺负，回来哭。我告诉她，你爸不是那种人。但我心里也怕。你到底在哪儿？你到底在干什么？”
谢雨晴把信放回去，盖上盒子。余思妤坐在旁边，眼睛盯着茶几上的铁盒子，半天没说话。
“余阿姨，你爸去台湾之前，跟你妈是怎么说的？”
“我妈说，我爸走的那天晚上，跟她说出去办点事，过几天就回来。我妈信了。后来一直信。”
“那张纸条的事，你打算怎么办？”
余思妤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想把箱子里的东西整理一下，该交的交，该留的留。谢家兴背了一辈子黑锅，不能再让他背下去了。”
谢雨晴点头。
她想起谢英飙说过，谢家兴生前最怕的就是被人问起余则成。
有一年单位搞党史征集，让老同志写回忆录，谢家兴一个字没写。
人家来催，他就说记性不好，什么都忘了。
谢英飙那时候还埋怨过父亲，觉得他太不积极。
现在想来，他不是忘了，是不敢写。
第二天谢雨晴又去了谢家老屋。
谢英飙正在收拾父亲的书桌，抽屉里的东西摊了一桌子。
谢雨晴翻了翻，大多是些没用完的笔记本、旧报纸剪贴、几支干了的钢笔。
抽屉最里面有个牛皮纸信封，封口没粘，里面掉出来一张折着的纸。
谢雨晴捡起来展开，是张手绘的地图，线条很粗，标注了几个地名，台湾的基隆、高雄、台北，还有几个小字，写着“联络点”
“备用”。
“这是我爸画的。”谢英飙凑过来看，“他什么时候画过这个？”
谢雨晴把地图翻过来，背面有一行铅笔字：“则成所记，存参。”字迹是谢家兴的，比纸条上的字更潦草，写的时候手应该很抖。
“谢爷爷一直在关注台湾那边的情况。”谢雨晴说。
谢英飙拿起地图看了看，又放下。他的表情很复杂，像是头一回认识自己的父亲。
“我小时候问过我爸，余则成是谁。他扇了我一巴掌。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
谢雨晴把地图收进牛皮纸信封。
她决定去找郭欣怡，看看能不能从档案里找到更多关于余则成的线索。
如果能证明余则成是带着任务赴台的，那谢家兴的沉默就有了合理的解释，余思妤的恨意也有了去处。
05
余思妤决定再去谢家一趟。这次她带了余承德。姐弟俩在楼下碰了头，余承德手里提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瓶酒、一兜水果。
“你这是干什么？”
“给谢叔的。不管怎么说，谢家兴替我爸守了一辈子秘密。”
余思妤没说什么。
两个人上了楼，谢英飙开门见是他们，愣了一下，赶紧往屋里让。
陈银凤泡了茶，又端了盘瓜子出来。
余思妤把东西放在桌上，坐下来，环顾了一圈客厅。
谢家兴的遗像还挂在墙上，黑框里的老人面容清瘦，嘴角微微往下撇，像是有话没说完。
“谢英飙，我想把箱子里的东西全看一遍。”
“行，都在阁楼搁着，我去搬。”
谢英飙上楼搬箱子，余承德跟上去帮忙。
两个人把铁皮箱抬下来放在客厅地上。
余思妤蹲下来，把箱子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
笔记本五本，旧怀表零件三件，信封一摞，还有那个油纸包。
她把油纸包里的纸条拿出来，放在茶几上。
纸条已经拿透明塑料袋封好了，防止继续碎裂。
“就这些？”
“就这些。”
余思妤把笔记本一本一本翻开看。
一九五零年到一九六五年，每年一本，记的都是些琐事，天气、农事、开会、学习。
但翻到一九六二年那本时，余思妤发现中间有一页的字迹跟前后都不一样。
前页是谢家兴的字，这一页却写得很工整，像是另一个人写的。
内容只有几行：“则成在台，化名陈永昌，以经商为掩护。四九年冬发回情报两份，后渠道中断。五零年春，曾托渔船带信及名单一份，至今未达。”
余思妤把笔记本递给谢英飙。谢英飙看了半天，摇头说不认识这笔迹。
“马叔可能认识。”谢雨晴说。她今天也来了，坐在角落里一直没吭声。
谢英飙给马永康打了电话。
半个多小时后，马永康到了。
他进门看见茶几上的笔记本，脚步顿了一下，走到跟前，弯下腰看了那页字。
看了很久，他直起身来，眼圈发红。
“这是我写的。”
“你写的？”余思妤站起来。
“六二年，我去找老谢，跟他说我在旧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台湾那边破获了一个地下组织，里面有个人叫陈永昌。老谢听完，让我把知道的情况写下来。我就写了这一页。老谢说，留着，万一将来有用。”
“陈永昌就是我爸？”
“应该是。你爸走之前跟我说过，到了那边会用化名。陈永昌这个名字，他只跟我一个人说过。”
余思妤坐回沙发上，把那本笔记本抱在怀里。
她的手指摩挲着那页纸，纸面粗粝，能摸到钢笔洇开的墨迹。
她闭上眼睛，脑子里浮现出父亲在台湾的样子。
化名陈永昌，以经商为掩护，在陌生的地方，说着陌生的话，做着随时可能掉脑袋的事。
而她这些年，一直在骂他是叛徒。
“马叔，我爸最后是怎么牺牲的？”
马永康没回答。他走到窗前，把窗户推开一条缝，风灌进来，吹得墙上的遗像轻轻晃了晃。
“五零年春天，他托人带信和名单回来。带信的人是个跑单帮的，船在海上遇到巡逻艇，被扣了三天。等放出来，信已经丢了。那个人怕事，没敢说。后来辗转找到我，已经过了两年。他说信丢了，但记得你爸交代过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告诉老谢，我还在。”
余思妤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咬着嘴唇，没让自己哭出声。
谢英飙站在旁边，两只手攥着，指节捏得发白。
他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那几天，翻来覆去说的那句“我对不起老余”。
以前他以为父亲是愧疚没照顾好余家，现在才明白，父亲是愧疚没能把余则成的消息传出来。
“六二年那页之后，还有别的吗？”谢雨晴问。
马永康摇头。
“后来我没再见过老谢。他搬了家，我搬了家，断了联系。直到前些年老干所的人找到我，说老谢病了，想见我。我去医院看他，他已经不太认人了。但看见我，他抓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
“他说，箱子在阁楼，钥匙在枕头底下。”
谢英飙想起来，父亲走的时候，左手攥着那把铜钥匙。他掰不开，是母亲拿热毛巾敷开的。钥匙后来搁在床头柜上，谢英飙收进了抽屉里。
“那把钥匙，开的就是这个箱子。”谢雨晴说。
余思妤把笔记本合上，放回箱子里。她站起来，走到谢家兴的遗像前，站了好一会儿。然后她退后一步，鞠了三个躬。余承德也跟着鞠了躬。
“谢英飙，”余思妤转过身来，“箱子里的东西，我想整理一份，交到档案馆去。”
“行。”
“还有那张纸条，我想留个复印件。”
余思妤看着谢英飙，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说了一句：“你爸不容易。”
谢英飙低下头，嗓子有点堵：“你爸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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