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室的红灯亮得刺眼，走廊里消毒水味呛得人胸口发闷。医生第三次推开门，手里捏着那张薄薄的手术同意书，问家属商量好没有，还抢救吗。
大哥一巴掌拍在墙上，砖灰簌簌往下掉，红着眼吼：“救！必须救！砸锅卖铁也得救！”小姑子低着头，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尖，像是要把鞋底看穿。
我往后退了一步，嘴角扯出一丝冷笑。
随他折腾。
没人注意到，我攥在手心里的那个牛皮纸信封角，已经被汗水洇湿了一大片。
01
婆婆是下午两点半倒下的。
牌友刘婶后来在电话里跟我学，说婆婆那会儿手气正好，连坐了三庄，刚摸上一张红中，人就往旁边歪。
麻将牌哗啦啦撒了一地，她嘴里还含混地嘟囔了一句什么，没人听清。
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超市冷库清点酸奶。手机屏幕上“大姐”两个字跳了十几下我才接。冷库信号不好，断断续续听到“晕了”
“送医院了”几个字，我愣了两秒，才把手里那箱酸奶放下。
跟主管请了假，围裙都没脱就往医院赶。
路上给女儿打了个电话，让她自己热饭吃。
女儿问谁出事了，我说你奶奶，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嗯了一声就挂了。
到急诊大厅的时候，大哥朱国栋已经站在抢救室门口了。
他穿着一件深蓝色夹克，拉链只拉了一半，露出里面皱巴巴的衬衫。
一只手举着手机贴在耳朵上，另一只手揣在裤兜里来回踱步，看见我来了，冲我点了个头，又继续对着手机压着嗓子说话。
“对，那个房子，先别动……我知道，我知道，我再想办法……”
我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椅面冰凉，隔着裤子都能感觉到那股凉意往骨头里钻。
抢救室的门开开合合，护士推着器械车进进出出，轮子碾过地面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
小姑子朱国芳是四十分钟后到的。
她从邻市打车过来，眼睛红肿，头发被风吹得有些散。
一进走廊就先往抢救室门上的玻璃窗里看了一眼，然后才走到我和大哥跟前。
“妈咋样了？”她声音哑着，手里还攥着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一条短信，我瞥见“逾期”两个字，她飞快地把屏幕按灭了。
大哥把手机揣进兜里，叹了口气：“还在里面，大夫说脑出血，出血量不小。”
朱国芳在离我两个座位的椅子上坐下，手不停地抠着手机壳的边缘。
她张了几次嘴，每次都是嘴唇动了动又合上，最后问了一句：“那……大夫说没说，得花多少钱？”
我没接话。大哥也没接话。
走廊里安静下来，只剩下抢救室里隐约传来的仪器滴滴声。
大概又过了二十分钟，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医生推门出来，白大褂下摆沾着一小片暗红色的血渍。
他手里捏着几张纸，扫了我们三个一眼，问谁是家属。
大哥往前迈了一步。朱国芳站起来又坐了回去。我也站起来了。
医生把CT片子举起来对着走廊的灯管，指着一片白色的阴影说，出血位置不好，压迫了脑干，现在病人深度昏迷，需要马上做开颅手术清除血肿。
但即便手术成功，最好的结果是偏瘫失语，最坏的结果下不了手术台。
保守治疗的话，可能就是这一两天的事。
“你们家属商量一下，尽快决定，时间拖不起。”医生把手术同意书递过来，上面密密麻麻的风险告知让人眼晕。
大哥接过那几张纸，低头看了不到十秒，突然抬起头，一巴掌拍在旁边的墙壁上。闷响把走廊里几个等号的病人家属都吓了一跳。
“救！必须救！”他脖子上的青筋鼓起来，声音又急又冲，“那是我妈！砸锅卖铁也得救！”
朱国芳被他这一嗓子吓得一哆嗦，嘴唇抿得更紧了，眼睛盯着地面，始终没吭声。
医生把目光转向我。
我低头看着那张同意书，看着上面“术后可能植物人”几个字，脑子里全是五年前丈夫住院时签过的另一份同意书。
那时候婆婆来医院待了不到十分钟，放下一千块钱就走了。
朱国梁在病床上看着她离开的背影，什么话也没说。
“家属尽快商量好。”医生又催了一遍。
朱国栋又拍了一下墙：“还商量什么？我说救就救！”
我往后退了一步。嘴角的冷笑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像一根绷紧的线，再拉就要断了。
“那你折腾吧。”我说，“我随你。”
朱国栋愣了一下，大概是没想到我会是这个反应。朱国芳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说不清是什么，有几分意外，又有几分说不出来的东西。
护士推着婆婆从抢救室出来，往手术室方向走。
婆婆头上插着管子，脸色蜡黄，嘴唇乌青。
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她的眼皮好像动了一下，但终究没有睁开。
朱国栋跟在推车旁边小跑，嘴里喊着“妈，妈你别怕，大哥在呢”。朱国芳也跟了上去。我站在原地没动，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走廊拐角。
手心里全是汗。
我摸了摸外套口袋，里面有一张五千块钱的住院押金条，刚才趁他们俩在走廊里争执的时候，我悄悄去收费处交的。刷的是我自己的工资卡。
收好押金条，我掏出手机给女儿发了条短信：晚上你自己吃，妈晚点回。
然后我转身往医院大门方向走。大哥刚才那句“砸锅卖铁也得救”还在耳朵里嗡嗡响。砸谁的锅，卖谁的铁，他说得倒轻巧。
半年前婆婆在我家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我一直没当回事。现在站在医院门口，看着灰蒙蒙的天，我突然想起来了。
衣柜上面那个铁盒子。
02
我叫郭丽萍，嫁进朱家二十年了。
二十年前，我二十四岁，在纺织厂当挡车工。
朱国梁是厂里的机修工，人老实，话不多，笑起来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
介绍人说他家兄弟两个，他是老二，家里条件一般，但人本分。
我第一次去朱家，婆婆朱玉蓉上下打量了我一遍，问我一个月挣多少钱，娘家陪嫁能出多少。
我那时候年轻，脸皮薄，红着脸说家里还有个弟弟在念书，陪嫁可能不多。
婆婆没说什么，嘴角往下撇了撇，转身进了厨房。
那天吃饭的时候，大哥朱国栋坐在主位上，面前摆着一盘红烧肉，婆婆不停往他碗里夹菜。
朱国梁面前只有一盘炒青菜，他一声不吭地扒饭，像是习惯了。
后来我才知道，大哥那时候已经在镇上开了个建材铺子，能说会道，逢年过节给婆婆买金耳环金戒指，嘴甜得跟抹了蜜似的。
朱国梁在厂里拿死工资，每月攒下的钱都交给婆婆，但婆婆还是看不上他，说他“没出息”。
结婚的时候，婆婆给了两床被子，一对枕巾，说家里没钱，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我和朱国梁租了一间筒子楼，自己买了张二手床，就算成了家。
第二年我生了女儿雨桐。
婆婆来医院看了一眼，听说是个丫头，脸上的笑就淡了。
月子里她只来过一次，煮了一锅小米粥，放下就走了。
我妈从老家赶来伺候了我半个月，临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闺女，你这婆婆不是善茬，往后日子得靠自己。
再后来大哥的建材铺子越做越大，在镇上买了两套房。
婆婆逢人就夸大儿子有本事，把老家的临街铺面也给了大哥，说是“给孙子攒的”。
朱国梁去找婆婆理论，说那间铺面当年是父亲留下的，兄弟俩应该一人一半。
婆婆拍着桌子骂他：“你哥给朱家生了孙子，你生了个赔钱货，你还有脸来要铺面？”
朱国梁回来那天喝了不少酒，坐在床沿上低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我抱着雨桐坐在他旁边，不知道说什么好。从那天起，他就很少回婆婆那边了。
日子就这么过着。朱国梁在厂里上班，我在超市打工，雨桐一天天长大。虽然不富裕，但一家三口平平安安，我觉得也够了。
五年前，朱国梁查出了肝癌。
那天下着雨，我拿着诊断报告站在医院门口，雨点打在纸上，把“肝细胞癌”几个字洇得模糊。
我哭不出来，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治，砸锅卖铁也得治。
我去找婆婆借钱。
婆婆坐在大哥家客厅的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摆着大哥刚买回来的车厘子。
听完我的话，她眼皮都没抬，说：“我年纪大了，手里哪有钱？你大哥做生意也难，不能什么都指望家里。”
我站在那儿，手脚冰凉。茶几上那盘车厘子红得刺眼，颗颗饱满发亮。
后来我才知道，就在那几天，婆婆有一笔十万块钱的定期存款到期，她取出来直接借给了大哥周转生意。
这事是邻居王婶告诉我的，她说在银行碰见婆婆取钱，婆婆还跟她说“大儿子急用，先挪一下”。
我咬着牙四处借钱，亲戚朋友借了个遍，凑了十五万。
朱国梁做了手术，肝叶切掉了三分之一，术后恢复得还算顺利。
那段时间他瘦得脱了形，但精神头还行，说等好了要好好谢谢我。
可八个月后，癌细胞扩散了。
朱国梁走的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
窗外有人放鞭炮，病房里他的心跳监测仪变成了一条直线。
我握着他渐渐凉下去的手，想起二十年前第一次见他，他站在纺织厂车间门口，笑着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问我：“你就是新来的郭丽萍？”
葬礼上婆婆哭得比谁都响，趴在棺材上不肯起来。
我站在旁边，一滴眼泪都没有。
不是不想哭，是哭不出来了。
那几天我忙前忙后，招呼客人、结账、安排饭菜，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
直到所有人都走了，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灵堂里，才捂着脸哭了一场。
朱国梁走后第三天，婆婆来找我，手里拿着一千块钱。她说这是她的一点心意，让我给雨桐买点东西。我没接，她就把钱放在桌上走了。
后来我听说，朱国梁三七还没过，婆婆就把大哥叫回家，说要把现在住的这套老房子过户给大哥。
那套房子是公公去世前留下的，说好了两个儿子一人一半。
但婆婆说：“国梁不在了，丽萍迟早要改嫁，房子不能落到外人手里。”
我没去争。
那时候我身上背着十五万的债，雨桐刚上初中，我白天在超市上班，晚上去饭店洗碗，每天睡不到五个小时。
争房子？
我连争的力气都没有。
但这件事，我记在心里。
这些年婆婆一直住在那套老房子里，大哥偶尔去看看，朱国芳逢年过节回来住两天。
我每周末带雨桐去看婆婆，给她买点菜，帮她洗洗被子。
婆婆对我还是不冷不热，但也不像以前那么刻薄了。
有时候我给她削苹果，她会盯着我看一会儿，眼神里有些说不清的东西。
半年前那个下午，婆婆突然来了我家。
她很少来我这儿，那天却坐了很久，看着雨桐写作业，又翻了一会儿电视，心不在焉的样子。
我留她吃饭，她也没推辞，吃了半碗米饭，喝了一碗冬瓜汤。
临走的时候，她站在门口，回头看了看客卧的方向，说了一句：“衣柜上面那个铁盒子，等妈不在了你再翻。”
我当时正在厨房刷锅，水声哗哗的，没太听清，随口应了一声。
等我擦完手出来，她已经走了。
后来我去客卧拿换季衣服，看见衣柜顶上确实有个红色铁皮饼干盒，印着牡丹花，以为是婆婆以前随手放的旧东西，没当回事。
这半年来，我偶尔会看到那个盒子，但从来没想过打开。
婆婆活得好好的，我没事去翻她的东西干什么？
再说了，她说的那句“等妈不在了”，我听着就不吉利，不愿去碰。
可现在，站在医院门口，我突然想起来了。
那句没头没尾的话，那个印着牡丹花的铁皮盒子，里面到底装了什么？
03
我回家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我摸着黑往上走，到三楼时跺了两下脚，灯才不情不愿地亮起来，发出嗡嗡的电流声。
打开门，屋里黑着灯，雨桐房间的门缝里透出一线光，隐约有翻书的声音。
“妈？你回来了？”雨桐的声音从房间里传出来。
“嗯，你吃过了？”
“吃了，泡面。”
我没再说什么，径直进了客卧。
搬了把椅子踩上去，伸手够到衣柜顶，手指在灰尘里摸索了几下，碰到了一个硬邦邦的边角。
红色铁皮盒子拿下来的时候，一股陈年的灰尘味扑鼻而来，呛得我打了个喷嚏。
盒盖有点紧，我抠了两下才打开。
里面是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蓝布，布上别着一根针，针上穿着半截白线。
布下面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鼓鼓囊囊的，封口用米粒粘着。
我的心跳快了一拍。
撕开封口，里面有两样东西。
一张对折的纸，和一个小小的存折。
先打开那张纸，是一份打印的遗嘱，上面有婆婆歪歪扭扭的签名，还有两个见证人的签字，旁边盖着公证处的红章。
落款日期是半年前，正是婆婆来我家那天。
遗嘱内容很简单：朱玉蓉名下定期存款二十万元及现居住的六十平米老房子，全部赠与孙女朱雨桐，由郭丽萍代为管理至女儿成年。
我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每个字都认识，连在一起却像不认识似的。二十万。老房子。给雨桐。
手有点抖，我放下遗嘱，又打开那个存折。
开户行是镇上的农业银行，户名朱玉蓉，余额二十万零三千多，最近一笔交易是半年前存入的二十万整。
存折里面夹着一张纸条，上面是婆婆的字，歪歪斜斜的，有些笔画戳破了纸面。
“丽萍，妈这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国梁和你。钱不多，房子也旧，给雨桐上学用。别告诉国栋，他会闹。妈知道你恨我，妈认。”
我把纸条翻来覆去看了几遍，最后一行字被水渍洇花了，不知道是水还是别的什么。
看着那行字，我忽然想起婆婆来送信封那天，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很久，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是叹了口气，转身走了。
那个背影，我到现在才看明白。
我在客厅沙发上坐了很久，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
想起朱国梁生病时婆婆那张冷漠的脸，想起她说“你哥给朱家生了孙子”时的不屑，想起葬礼上她趴着棺材哭的样子，又想起这些年她偶尔看我时那种说不清的眼神。
雨桐从房间出来倒水，看见我坐在黑暗里，吓了一跳：“妈，你怎么不开灯？”
“没事，想点事情。”
她看了看我手里的信封，没多问，倒了水就回房间了。门关上的声音很轻。
我打开灯，把遗嘱和存折重新装回信封，放进自己包里。
然后起身去厨房，给自己倒了杯热水。
水杯烫手，我两只手轮换着捂着，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婆婆现在还在手术室里，这些东西，暂时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可我心里也清楚，这件事瞒不了太久。
大哥那个人，翻脸比翻书还快。
今天在医院走廊里他拍墙喊“砸锅卖铁也得救”，有多少是孝心，有多少是别的，我心里有数。
他这些年从婆婆手里拿走的东西不少，两套房子，一间铺面，还有那些零零碎碎的“周转”。
如今婆婆一倒，他手里那些东西会不会出问题，他比谁都急。
朱国芳呢？
她嫁到邻市这些年，逢年过节回来，嘴上说是看妈，实际上哪次走的时候不是大包小包？
婆婆的退休金存折她拿着，说是帮妈管着，管了三年也没见还回来。
我喝了一口水，水已经温了。
手机响了一声，是大哥的短信：手术做完了，妈在重症监护室，你来不来？
我回了两个字：就来。
把杯子放进水槽，拿起包出门。
临走前又回头看了一眼客卧的方向，那个空了的铁皮盒子还放在椅子上，盖子没盖。
我想了想，回去把盒子放回了衣柜顶上，盖子盖好，又用抹布擦了擦上面的灰。
这个盒子，还是放在原来的地方好。
04
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
重症监护室在住院部三楼，走廊比急诊那边安静得多，只有护士站的灯亮着，两个护士在电脑前录入什么。
大哥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低头刷手机。
朱国芳站在监护室门口的玻璃窗前，往里张望。
我走过去，隔着玻璃看见婆婆躺在病床上，头上缠着纱布，嘴里插着管子，身上连着好几根线。
她一动不动，胸口微微起伏，要不是那些仪器上的数字在跳，跟死了没什么两样。
“大夫怎么说？”我问。
朱国栋抬起头，眼里全是红血丝：“手术算是成功，但人没醒。大夫说这两天是关键期，看能不能挺过来。挺过来了也是偏瘫，左边身子动不了，话也说不了。”
朱国芳转过身，眼睛又红了：“妈这辈子要强，这往后可怎么办……”
谁也没接话。
走廊尽头传来推车的轮子声，一个护工推着器械车经过，轮子碾过地面吱呀吱呀的，跟急诊室那边一样。
我靠在墙上，看着监护室里婆婆那张蜡黄的脸。
过了好一会儿，朱国栋清了清嗓子，开口了：“丽萍，今天那个押金，是你交的吧？”
我没否认。
“多少钱？”
“五千。”
他点了点头，像是松了口气：“行，回头我给你。”
“不用了，妈的医保能报一部分，剩下的再说。”
朱国芳在旁边插了一句：“那妈以后的治疗费、护理费，咱们三家怎么摊？”
她这话说得不急不慢，但眼睛一直盯着朱国栋看。
朱国栋把手机往兜里一揣，眉头皱起来：“国芳你什么意思？妈还没醒呢你就谈钱？”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意思是……”
“你什么意思你自己清楚。”朱国栋声音高了起来，“你在邻市过你的日子，一年回来几次？妈这边都是我在照应，你跟我谈摊钱？”
朱国芳脸色变了：“你照应？你照应什么了？妈上回感冒发烧，是谁送她去的医院？是丽萍！你人在哪儿？你在海南旅游！”
“行了。”我开口打断他们，“妈还在里面躺着呢，你们要吵出去吵。”
两人都不说话了。朱国栋瞪了朱国芳一眼，转身走到走廊那头去了。朱国芳咬着嘴唇，低头抠手机壳。
我靠着墙，手插在口袋里，摸到了那个信封的边角。硬硬的，硌手。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护士出来说家属可以回去了，明天早上再来。
朱国栋头也不回地往电梯走。
朱国芳跟在他后面，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
“嫂子，你今天是不是回家了一趟？”
我心里一紧，面上没什么表情：“回去拿换洗衣服。”
“哦。”她看了我两秒，像是想说什么，最后还是转身走了。
电梯门合上，走廊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站在监护室的玻璃窗前，看着里面昏睡不醒的婆婆。
她的右手露在被子外面，手背上插着留置针，手背上的皮肤薄得能看见青色的血管。
我盯着那只手看了很久。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去朱家，就是这双手，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
后来这双手抱过雨桐，也推开过雨桐。
给大哥递过钱，也拒绝过朱国梁。
现在这只手一动不动地搁在白色床单上，指头微微蜷着，像攥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我转身离开的时候，夜班护士叫住了我：“朱玉蓉家属？刚才医生留了话，说如果明天病人醒了，需要家属配合做一些肢体活动，你们谁方便过来？”
“我来。”我说。
走出医院大门，外面飘起了细雨。
路灯把雨丝照得发亮，像一根根斜斜的银线。
我站在雨里愣了一会儿，掏出手机给女儿发了条短信：奶奶住院了，这几天妈可能顾不上你，你自己照顾自己。
雨桐秒回：知道了妈，你别太累。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手碰到那个信封。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拿出来。
现在还不是时候。
05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就醒了。
给雨桐留了早饭钱，简单洗漱了一下就往医院赶。到的时候朱国栋已经在了，坐在监护室门口啃一个塑料袋装的包子。朱国芳还没到。
“大夫说了，妈夜里醒了一次，又睡了。”朱国栋把包子咽下去，含含糊糊地说，“说是好事，能醒就有希望。”
我嗯了一声，去护士站问了问情况，又交了五千块钱的后续治疗费。收费的小姑娘看我一眼，说：“你们家怎么都是你一个人来交钱？”
我没接话，拿了收据就走。
上午十点左右，婆婆又醒了一次。
护士叫我们进去一个人，朱国栋抢先一步套上隔离衣进去了。
我在玻璃窗外看着，朱国栋趴在婆婆床头，嘴凑在她耳边说什么。
婆婆的嘴动了动，朱国栋的表情变了一下，很快又恢复如常。
他出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看。
“妈说什么了？”朱国芳正好赶到，开口就问。
“没说什么，就是哼哼。”
朱国芳不信，但也没再追问。
我在旁边看着朱国栋的脸，他那个表情我太熟悉了。
每次他从婆婆那儿没得到想要的东西，脸上就是这副样子。
嘴角往下压，眉头拧成一个疙瘩，眼神到处乱飘。
朱国栋坐了一会儿就说铺子里有事走了。朱国芳接了个电话，说是孩子学校老师找，也急匆匆走了。走廊里又剩下我一个人。
下午两点，婆婆彻底醒了。
护士让我进去。
我套上隔离衣，走到床边。
婆婆的左半边身子一动不动，右手在被子外面微微颤动。
她看见我，浑浊的眼珠动了动，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只发出含混的啊啊声。
我拿棉签蘸了水，给她润了润嘴唇。她的右手忽然抬起来，攥住了我的手腕。力气不大，但攥得很紧，指甲几乎掐进我的肉里。
“妈，你别急。”我凑近她，声音压得很低，“你好好养着。”
她盯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着急，又像是害怕。嘴唇还在哆嗦，我隐约听见她在说一个字，来来回回地重复。
“信……信……”
我心里一沉。她是在说那个信封。她知道我可能已经发现了，她在问我。
“妈，你安心养病，别的事以后再说。”
她攥着我手腕的手松了一下，又攥紧了。眼泪从她眼角滑下来，流进耳朵里。我拿纸巾给她擦了擦，她闭上眼睛，眼泪还是一直往外渗。
从监护室出来的时候，我手心全是汗。
晚上回到家，我从包里把信封拿出来，坐在沙发上看了很久。
存折、遗嘱、那封短信。
半年前婆婆来我家，特意把东西塞在衣柜顶上的铁盒子里，就是为了防着大哥。
她太了解她那个大儿子了，知道一旦自己倒下，朱国栋第一件事就是翻她的东西。
可婆婆大概没想到，自己会倒得这么突然。
我把信封重新收好，决定先不告诉任何人。
大哥和朱国芳现在急的是什么？
是妈手里还有多少钱，是那套老房子以后归谁。
如果他们知道遗嘱的存在，知道婆婆把东西都留给了雨桐，会是什么反应？
朱国栋能拍着墙喊“砸锅卖铁也得救”，就能拍着桌子让我“把东西交出来”。
我不能现在说。
雨桐从房间出来倒水，看见我坐在沙发上发呆，走过来坐在我旁边。
“妈，奶奶怎么样了？”
“醒了，左边身子不能动了。”
雨桐哦了一声，过了一会儿说：“那以后是不是得有人照顾她？”
“嗯。”
“你去照顾？”
我看着女儿，她今年十七了，个子已经比我高了，眉眼间有几分朱国梁年轻时候的样子。
朱国梁走的那年她才十二岁，这些年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从来没抱怨过。
“妈还没想好。”我说。
雨桐靠在我肩膀上，声音闷闷的：“你要是去照顾奶奶，我支持你。但你得想清楚，别让自己太累。”
我拍了拍她的手，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梦见朱国梁还活着，坐在客厅里削苹果，雨桐在写作业。
婆婆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一袋子菜，说今天包饺子。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们，想走过去，脚却像灌了铅一样，怎么都迈不动。
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枕头湿了一片。
06
婆婆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三天，转到了普通病房。
左边身子彻底动不了了，左手蜷成拳头状，左腿僵硬地伸着。
说话也说不清楚，只能发出啊啊的单音，偶尔能蹦出一两个模糊的字，要凑近了仔细听才能分辨。
朱国栋在转病房那天来了一趟，待了不到半小时，接了个电话就走了。
临走前把我拉到走廊里，问了一句：“妈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钱啊房子啊之类的。”
“没有。”我说，“她说话都说不清楚，能说什么？”
朱国栋盯着我看了几秒，眼神里带着试探：“丽萍，你要是知道什么，别瞒着。妈现在这样，有些事得早做打算。”
“大哥说的打算，是什么打算？”
他没接话，拍了拍我的肩膀，走了。
朱国芳倒是每天都来，但每次来都待不久。
来了就给婆婆擦擦脸、喂点水，然后坐在旁边刷手机。
有一次我听见她在走廊里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走廊里太安静，我听得清清楚楚。
“老公你别急，我再想想办法……妈这边我问了，她说不了话，但我知道她肯定有东西……嗯，那套房子怎么也值个几十万……我知道我知道，高利贷那边你再拖两天……”
我站在病房门口，手里端着一盆给婆婆擦身的热水，等她打完电话进去，她冲我笑了笑，说嫂子你辛苦了。
那天晚上，朱国栋和朱国芳在病房里碰上了。
我在给婆婆按摩右边的胳膊，防止肌肉萎缩。
朱国栋坐在窗台上，朱国芳坐在床尾的椅子上。
三个人谁也没说话，病房里只有心电监护仪规律的滴滴声。
朱国芳先开口了：“大哥，妈住院这些天的费用，咱们是不是该算算账了？”
朱国栋从窗台上跳下来：“算什么账？我不是说了吗，你先垫着，回头我给你。”
“回头是什么时候？”朱国芳的声音尖了起来，“妈住院都十来天了，你交过一分钱吗？都是嫂子在垫！你从妈手里拿走的东西还少吗？”
“你少跟我提这个！”朱国栋的脸涨红了，“我拿东西？我是儿子！妈的东西本来就是给我的！”
“那我也是女儿！”
“女儿嫁出去就是外人！”
朱国芳腾地站起来，椅子被推得往后一滑，撞在墙上咚的一声。婆婆被吓得浑身一抖，嘴里发出啊啊的声音。我按住婆婆的手，转头看着他们。
“要吵出去吵，别在病房里闹。”
朱国栋不理我，指着朱国芳的鼻子：“我告诉你，妈现在这样，她的东西我说了算！”
“你说了算？你算老几？”朱国芳往前逼了一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套房子早抵押出去了，你欠了一屁股债！你就是想把妈的东西拿去填你的窟窿！”
朱国栋的脸色刷地白了。
我愣了一下。朱国栋抵押房子的事，原来朱国芳也知道。
“你胡说什么！”朱国栋的声音有点发虚。
“我胡说？我老公在银行有朋友，你抵押合同都签了半年了，人家都催收了你以为我不知道？”
病房里安静了几秒。心电监护仪的滴滴声显得格外刺耳。
朱国栋忽然转头看着我，眼睛里冒着火：“丽萍，你天天守着妈，妈肯定跟你说了什么。她的存折呢？退休金卡呢？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
我放下婆婆的胳膊，慢慢站起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折叠的纸，是那天交押金的收据。
“这是妈住院我垫的钱，一共一万二。”我把收据拍在床头柜上，“你们谁先把这钱给我报了，再谈别的。”
朱国栋看都不看那张收据，一巴掌拍在床头柜上，上面的水杯被震得跳了一下，水洒出来一片。
“郭丽萍你别跟我来这套！妈的东西呢？交出来！”
我退后一步，嘴角扯出一丝冷笑。这个画面，和那天手术室外一模一样。只是这次，我心里有底了。
“大哥，”我的声音很平，“妈的东西，等她好了你自己问她要。她要是愿意给你，我一个字不说。她要是不给，你拍桌子也没用。”
朱国栋瞪着我，胸口一起一伏。朱国芳在旁边看着我们俩，眼神里既有意外又有些别的什么。
病房门忽然被推开，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探进头来：“请问，朱玉蓉女士的家属在吗？”
三个人同时转头看他。
“我是陈律师，受朱玉蓉女士委托，来处理她的遗嘱事宜。”
朱国栋的脸色彻底变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