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0年，魏军从长安出发，曹真率部进入子午谷，准备由南面直取汉中。可是道路难行，连日大雨，士卒又出现疫病，走了一个多月，进军仍十分迟缓。最后，魏军只得撤回。三年之前，魏延提出的那套方案，恰恰也是把希望押在这条谷道上。
这件事很有分量。因为曹真不是轻率冒进的将领，他手里有魏国正规军，兵力、粮秣和接应条件都远胜蜀军。连这样的部队都被道路、天气和疾病拖住，魏延那支一万人左右的突袭队伍，真能在十天左右穿出子午谷吗？
魏延的设想，大致是率五千精兵，另带五千辎重兵，轻装急行，突然出现在长安附近。只要守将夏侯楙惊慌弃城，蜀军便可夺取长安，再坚守二十日，等诸葛亮从陇右方向赶来会合。
听起来确实大胆。
问题也正出在“大胆”二字。计划把每一步都建立在敌人配合之上：夏侯楙必须畏惧撤退，长安守军必须来不及组织，魏军援兵必须行动迟缓，诸葛亮又必须及时打通陇右。只要其中一环出错，突袭部队就可能从奇兵变成孤军。
当时魏延并非没有现实参照。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前后，魏国新城太守孟达正处在摇摆之中。孟达原为刘璋部将，后来归附刘备，又因与刘封不和，于220年转投曹魏。曹丕待他不薄，甚至曾与他同车出行。曹丕死后，孟达心生疑惧，开始与蜀、吴暗中联系。
诸葛亮看中了这个缺口。
他与孟达通信，表示仍念旧交。孟达也答应起兵响应。诸葛亮随后有意让魏国察觉双方往来，逼孟达提前举事。这个动作带有明显的谋略意味，却也把孟达推到了没有退路的位置。
孟达原以为，魏军从宛城赶到上庸，至少需要数十日。他甚至判断：“等魏国文书往返，城防早已稳固。”
但司马懿没有等待朝廷层层传令。得知消息后，他迅速集结兵力，昼夜兼程。上庸距离宛城约一千二百里，魏军竟在八天内抵达。孟达接到消息时，已经惊叹：“起兵才八天，援军怎么来得这样快？”
城中准备不足，人心随之动摇。十六天后，孟达被部将斩首，首级送到司马懿军中。从起兵到覆亡，尚未满一个月。蜀、吴援军虽曾出动，也没能改变局势，蜀将姚静、郑他等还率七千余人投降。
这场战事对“子午谷奇谋”的最大提醒，不在于司马懿多么善战，而在于战争从来不会按照计划中的时间表推进。孟达算准了距离，却没算准司马懿的决心；算准了文书往来，却没算准对手会绕开常规程序。
魏延方案的危险，也在这里。
子午谷不是普通山路。谷道狭窄，栈道险峻，粮食运输极其困难。突袭部队如果携带大量辎重，速度必然下降；若少带粮食，又必须迅速夺城补给。可长安是关中重镇，并非一座无人看守的县城。即便夏侯楙能力平庸，城中仍有守军、官吏和地方力量，不会因为主将稍有慌乱便自动瓦解。
更麻烦的是，魏延没有提出一套可靠的退路。长安拿不下怎么办？魏军援军提前抵达怎么办？子午谷中遭遇暴雨、塌方或疫病怎么办？这些问题只要出现一个，蜀军就会陷入进退两难。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陇右的天水、南安、安定三郡一度响应，形势看似顺利。然而祁山堡没有迅速攻克，魏军各地坚守，蜀军粮道很快承受压力。魏国陇西太守游楚甚至放言，只要援军能够坚持三十日，他便不会投降。后来张郃赶到，蜀军在街亭失利，整个北伐只能撤回。
这才是子午谷计划真正缺少的东西：不是胆量，而是持续作战能力。
曹真那次进攻汉中，发生在公元230年。大雨和疫病迫使魏军退兵，曹真返回洛阳后病重，于231年去世。史书并不能证明他的死亡直接由子午谷行军造成，但这段经历足以说明山地远征对军队的消耗有多大。连拥有完整后勤体系的魏军都难以承受，蜀军凭一条险道突袭长安，风险自然更高。
所以，子午谷奇谋并非绝对不可能成功，却更像一场押上主力的豪赌。它要求敌将失误、道路顺利、援军迟缓、后勤不断，任何一个条件变化，都可能让奇袭变成覆灭。魏延的设想有战术上的锋芒，却缺少对意外局面的承受力。曹真最终因病去世的史实，也从另一侧写出了那条谷道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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