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7日，四川江津一间简陋居所内，陈独秀病逝，32岁的陈松年面对的不是一场普通丧事，而是一道几乎无解的难题：父亲葬在哪里，墓碑刻什么，灵柩能否平安保存。
陈独秀生前曾交代，希望有朝一日回到安徽安庆。可当时抗日战争尚未结束，交通受阻，社会秩序混乱，陈家又没有足够积蓄。把一具棺木从江津运回安庆，谈何容易。
陈松年只能先将父亲安葬在江津鼎山。墓碑由陈独秀友人欧阳竟无书写，碑面只刻“独秀先生之墓”，没有留下“陈仲甫”等更容易引起注意的字样。
这块墓碑看似简单，背后却有现实顾虑。陈独秀晚年政治处境复杂，若墓地身份过于醒目，难免遭到破坏。对陈松年来说，暂葬江津并不是遗忘故乡，而是先保住父亲最后的安息之所。
他必须等。
等局势缓和，等攒够路费，也等一条相对安全的水陆通道。
陈松年的一生，很早就被迫学会处理离别。1927年，长兄陈延年在上海牺牲；1928年，二哥陈乔年也在上海遇害。那时的陈松年还是十几岁的少年，却和姐姐陈玉莹先后赶赴上海，试图料理哥哥后事。
遗憾的是，兄长遗体未能由家人妥善收殓。陈松年只能在重重阻拦之外祭拜，然后返回安庆。为了不让祖母承受过重打击，他一度将噩耗隐瞒下来。
接连的打击很快波及整个家庭。姐姐陈玉莹因悲痛和疾病离世，母亲高晓岚也在失去两个儿子后病逝。少年陈松年从此成了家中承担事务的人，既要照看祖母，也要面对外界的盘查与生活压力。
他没有走上父兄那样的道路，却并不意味着与那个时代毫无关系。陈延年、陈乔年为理想奔走，陈松年则留在家乡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一个承担“大家”的风险，一个守住“小家”的日常，都是陈家命运的一部分。
1932年，陈独秀被捕后关押于南京。陈松年前往探望，父子之间并不亲近。陈独秀长期在外，父亲这个身份对他而言，更多停留在传闻和书信里。面对眼前的父亲，他一时控制不住情绪。
陈独秀对他说：“男子汉大丈夫，只许流血，不许流泪。”
这句话未必能抹去父子间多年的隔阂，却让陈松年记住了责任二字。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陈独秀获释。陈松年将祖母、妻子和孩子接到江津，承担起照料父亲一家的重担。
团聚并没有持续太久。1942年父亲去世，同年祖母谢氏也离开人世。陈松年既要料理丧事，还要抚养子女，经济上的窘迫可想而知。陈独秀晚年靠稿费生活，陈松年夫妇收入有限，棺木和安葬费用只能依靠亲友帮助。
为了完成父亲遗愿，陈松年和妻子在江津省吃俭用。五年间，他做过多种工作，尽量积攒运送灵柩所需的钱款。1945年日本投降后，长途迁葬的条件有所改善。直到1947年，他才真正开始安排这次冒险的返乡之行。
为避免途中惹来麻烦，棺木没有使用“陈独秀”的名字，而是刻上陈独秀早年科举时使用的姓名“陈乾生”。江津墓碑则留在原处。一路上，灵柩要经过水路和陆路，既要筹措船马车费，也要应付沿途盘查，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前功尽弃。
陈松年最终将父亲和祖母的棺木运回安庆，安葬于北门叶家冲一带，并让父亲与母亲高晓岚合葬。第二块墓碑仍然没有写出陈独秀的真实身份，只刻“先考陈公乾生之墓”。
这不是胆怯，而是保护。陈松年清楚，墓碑一旦暴露，父亲的墓地可能遭到破坏，前来凭吊的亲友也可能受到牵连。因此，他不向外人公开墓址，甚至很少带子女前往祭拜。
1953年，陈松年得到组织上的关照，生活压力有所缓解，但陈独秀的历史评价尚未完全明朗，墓地仍不能公开修葺。几十年里，他常常独自前往查看，有时还要选择夜间出行。这个秘密，他守得极严。
1979年，陈独秀的历史问题得到重新评价，陈松年终于申请重修父母墓地，并在墓碑上刻下“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这是第三块墓碑，也是第一次公开写出父亲的真实身份。1982年，安庆方面又对墓碑进行了修整。
陈松年晚年仍会前往父母墓前，也曾到上海龙华一带祭奠两位兄长。那些失去亲人的往事，始终伴随着他。1990年，陈松年在安庆去世，终年80岁。1994年，陈乔年的女儿陈鸿被寻找到，陈家失散多年的亲属关系，才重新得到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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