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3日，甘肃张掖城内，福音堂医院院长高金城被人以“看病”为名带走。此后，他再也没有回来。对张掖百姓而言，这不仅是一桩命案，更像一扇被强行关上的门，因为高金城身后，牵连着一批被马家军追捕、关押的西路军将士。

而下令将他带走的人，正是盘踞张掖的韩起功。

韩起功并非出身名门，也没有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早年，他只是马步芳身边的勤务人员，后来凭着善于察言观色、敢于拼命，逐渐进入军队。马步芳看重的，恰恰是他身上的狠劲和服从。

这种升迁方式，决定了韩起功日后的行事风格。他不靠军纪立足，而靠威慑和掠夺维持权力。担任马家军旅长、控制张掖一带后，当地人私下称他为“张掖王”。这个称呼不是尊称，而是对其横行一方的讥讽。

张掖是河西走廊重镇，丝绸之路留下了大量古迹和文物。韩起功把这些文化遗存视为可以变卖的财物，曾借军队势力盗掘、搜罗文物，并将部分物品运往青海。具体损失数量难以完全核实，但许多珍贵遗存由此散失，至今仍有下落不明者。

他的贪欲并不止于文物。祁连山的林木、地方矿产以及百姓家中的粮食和财物，都成为征敛对象。以军饷、清乡和防务为借口，士兵四处索取。民间材料中甚至留下了“大车连续数月转运财物”的说法，虽细节有待史料进一步印证，却足以说明当时搜刮规模之大。

真正让韩起功留下恶名的，是他在河西地区对西路军被俘人员的处置。

1936年10月，红军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作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加上补给困难和作战失利，西路军于1937年春遭受严重损失。大批将士牺牲，约九千余人被俘，另有伤员、妇女和失散人员流落河西、青海各地。

在马家军控制区，被俘红军的处境十分危险。有关回忆材料和地方调查，多次提到张掖附近存在集中杀害、掩埋被俘人员的惨案。韩起功作为当地军政势力的重要人物，被认为直接参与或推动了这些暴行。“杀害三千余名红军战士”的说法，正是由相关史料、幸存者叙述和地方记忆逐渐流传开来，但具体人数仍需结合档案逐一核实。

数量可以考证，罪责却不会因数字争议而消失。

高金城的行动，使这段黑暗历史留下了另一种面貌。作为基督教徒和医生，他曾在张掖、酒泉等地行医办院，长期救助贫苦百姓。西路军失散人员出现后，他与妻子、徒弟共同设法收留伤员，并利用医院的便利，为一些女战士和孩子提供藏身之处。

医院里腾出了床位，衣物和药品由他设法筹措。有人伤愈后，他还给盘缠，帮助其寻找部队和亲属。高金城不是中共党员，却同情抗日救亡事业，也与不少进步人士保持联系。他的医院因此成了营救西路军人员的重要联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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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终究没有瞒住。

有人劝他离开张掖，他却回答：“还有人没有救出来，不能走。”这句话是否为逐字原话，已难完全确认，但高金城没有及时撤离，却是多种资料都能相互印证的事实。

韩起功把他“请”到府邸后，试图逼迫他交代联络人员和藏匿地点。高金城没有屈服，反而斥责马家军的暴行。韩起功恼羞成怒，下令对他施以酷刑，随后将其杀害并秘密掩埋在衙门后花园。对外，则散布“失踪”说法，企图把事情压下去。

韩起功后来落网，也带有几分历史的反转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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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战士任廷栋在突围中被捕，曾从关押处逃出，辗转流落，甚至被抓去当过壮丁。此后，他隐姓埋名多年，直到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河西，才重新找到组织。

1949年9月22日，任廷栋奉命前往韩起功藏身处，争取其投降。他站在山口喊道：“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韩起功出来谈话！”昔日不可一世的旅长，此时已经失去部队和靠山，身边残部也各怀心思。

韩起功明白，继续抵抗只会走向覆灭。经过交涉，他最终缴械投降。马步芳逃往台湾，韩起功则成为被押解、审查的战犯。

投降并不等于免罪。资料记载，他在改造期间仍曾企图组织暴动，阴谋败露后被依法处决。具体执行时间，公开材料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结局十分明确：那个曾在张掖横行的马家军旅长，最终没有逃脱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