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迪化城内，王震主持了一场公开审判。台下人群密集，许多牧民从远处赶来，只为亲眼看看这个曾经纵横新疆北部、后来成为武装叛乱首领的人，究竟会受到怎样的处置。
被押上台的，正是乌斯满及其同党。几年前，他还被一部分哈萨克牧民视为反抗地方统治的首领；到了新疆和平解放前后，却一步步走向同人民政权武装对抗的道路。身份变化背后，是复杂的边疆局势，也是个人野心与外部势力交织的结果。
乌斯满早年在阿尔泰地区活动，曾反对盛世才等地方势力的统治。抗战后期及国共内战末期，他凭借骑兵和部落关系积累了影响力。那时的新疆，交通闭塞，地域辽阔，部族、宗教、地方势力盘根错节，一个能够组织武装的人，很容易被包装成“地方英雄”。
但声望一旦变成了权力，性质就可能发生变化。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大局确定后，国民党残余势力并没有完全放弃利用边疆武装的打算。乌斯满同国民党方面接触，并得到“封官许愿”式的拉拢。美国驻迪化领事馆人员也曾与他往来，使他误以为外部援助能够持续，甚至相信自己可以凭借武装坐上所谓“新疆总司令”的位置。
王震并未一开始就把问题简单化处理。解放军进疆后，曾通过地方人士和民族上层人士多次劝说，希望乌斯满接受改编，放下武器，参加新疆建设。有人劝他：“队伍散了，牧民才能安稳。”乌斯满没有接受，反而继续以武装为筹码，要求保留自己的特殊地位。
这条路一旦走上去，便很难回头。
1950年起，乌斯满集团及其支持的武装在新疆北部制造袭扰，袭击基层政权和交通要点，抢掠牧民财物，破坏社会秩序。一些地方群众被迫随其迁徙，实际上成了武装集团的屏障。所谓“带领群众转移”，在不少情况下是以强迫和裹挟为前提，牧民既无法安居，也难以自由返回家园。
使剿匪行动迅速升级的，是解放军人员伤亡事件。第六军部队在执行任务时遭到伏击，罗少伟等干部和战士牺牲。关于遇害经过，后来流传着许多带有渲染色彩的说法，但可以确认的是，袭击造成了严重后果，也让新疆剿匪从局部清剿转为大规模军事行动。
王震将这一情况上报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对新疆匪患十分重视，要求尽快恢复当地秩序，保护各族群众。新疆军区随即加强统一指挥，第六军等部队投入作战，汽车、装甲车辆和航空侦察力量被用于支援边远地区的搜索与追击。
难处非常现实。
新疆北部地广人稀，山地、戈壁、荒漠相互连接。乌斯满部下熟悉地形，擅长骑马，白天分散，夜间转移，部队很难依靠一次战斗解决问题。解放军只能把驻剿、侦察、追击和群众工作结合起来，逐步压缩其活动空间。
有意思的是，许多战斗并非从正面冲锋开始，而是从一个细节暴露行踪。部队通过炊烟、马蹄印、牧道上的新鲜痕迹判断敌情，再派出小股侦察力量搜索。一次战斗中，乌斯满集团哨兵开枪暴露位置，解放军迅速组织攻击，击溃其一部。乌斯满本人趁乱逃脱，但队伍已经受到重创。
此后，他率残部向蒙古边境方向逃窜，又折返戈壁地带。解放军没有因路远天寒而停止追击，甘肃、青海、新疆三地部队根据敌情展开协同堵截。进剿部队常常连续行军，穿越荒漠和草原，目的只有一个：不给这支武装重新集结的机会。
1951年初，乌斯满的处境越来越困难。部下不断离散，补给无法维持，熟悉他的地方群众也不再愿意为其提供掩护。一次追捕行动中，解放军发现一名骑白马者身份可疑，骑兵立即展开追赶。文化教员孔庆云冲近后将其扑下，双方在地上扭打，随后赶到的战士用枪托将其制服。
被捕者正是乌斯满。
他被押回迪化后，案件没有被当作普通治安案件处理，而是进行公开审判。审判的重点，不只是追究他本人组织武装、袭击部队的责任，也包括相关人员在匪患中制造的杀戮、抢掠和破坏。公审让受害群众能够到场旁听，也向各地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边疆地区的武装割据不能继续存在。
1951年4月29日，乌斯满在迪化被执行枪决。随着主要首领覆灭，其残余武装很快失去组织能力。根据当时有关剿匪工作的统计，新疆军民经过持续作战，歼灭、俘虏大批匪徒，并解救出被裹挟的牧民。新疆北部持续多年的武装混乱，至此基本平息。
公审台上的乌斯满，已经不是传说中的“英雄”，而是一个在权力诱惑和外部支持的误判中越走越远的武装首领。他曾经拥有影响力，却没有把这种影响力用于保护牧民；他手里握有队伍，却把队伍变成了个人野心的工具。这个结局，并非一场偶然的败亡，而是其选择不断累积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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