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9日凌晨，福州市台江区江中路太极巷，43户居民还在睡梦中，一场大火沿着木板房屋迅速铺开。那一夜，火光照红江滨，逃出屋子的百姓甚至来不及穿好衣服。
福州旧城多为木结构民居，房屋紧密相连，民间称其为“纸褙福州城”。北风一吹，火星越过屋檐，江中路、江滨东路附近七条街道相继遭到波及。消防力量有限，军警、救火会和居民端水扑救，也难以挡住火势。
天亮后，794间房屋被烧毁，1人死亡，3621人无家可归。福州市市长许亚赶到现场时，灾民挤在废墟旁，许多家庭只剩下身上的衣物。他当即安排安置和救济，同时要求公安查清起火原因。
“这火烧得太快，不像寻常失火。”
福建省公安厅社会处处长兼福州市公安局局长郑从政随即部署调查。公安人员在余烬中寻找起火点，又挨家询问幸存者。大多数人只记得惊叫、浓烟和逃命，真正有价值的细节，藏在两名普通居民的回忆里。
太极巷九号的彭某当晚起身照料绿豆芽。他没有点灯，借着月光走到厨房，先听到巷内传来轻微响动，随后看见十几号附近突然亮起火光。没过多久，对门十号、八号也相继起火。
住在十七号的庞婆婆也说，自己曾被短促的声响惊醒，空气里还飘着一股煤油味。几处房屋接连起火，加上煤油气味，令调查人员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炉火失控，而是有人蓄意纵火。
案件被定为“四九纵火案”，专案组只有五名侦查员。条件很艰苦，现场没有先进设备，只能依靠走访、比对和反复推演。有人提出，纵火者或许骑着自行车，在巷中提前泼洒煤油，再沿原路返回逐一点燃。
这个推测并非凭空而来。侦查员借来自行车，在相似巷道内试骑，请彭某和庞婆婆辨认声响，两人都认为，案发当夜听到的动静与自行车经过十分相像。消防队还在废墟中找到一个损毁的“美孚”煤油桶，作案方式逐渐清晰。
可线索很快卡住。新中国成立初期，煤油供应紧张，福州实行凭票供应，普通家庭每月用量有限。全市约有两万七千户居民使用煤油灯，五名侦查员不可能逐户排查。专案组转而走访煤油店，却没有发现异常购买记录。
后来，侦查员查到纪双彬曾向居民收购数十斤煤油配额。此人被传唤后神色慌张，甚至主动要求说明情况，但调查发现，他收购煤油是为了到山区交换药材，并非纵火。另一名偷走空油桶的郭鼎也被怀疑过，然而油桶已经转卖，和案发现场没有关系。
一个月过去，案件仍没有突破。
有意思的是，真正改变侦查方向的，不是专案组苦苦追查的煤油，而是一辆少见的自行车。6月14日，来自厦门的包冲到太极巷寻找堂弟。他回忆，4月8日下午曾在巷中遇到一名骑车男子，此人过去曾与街头流氓混在一起。
包冲还记得，那是一辆七成新的蓝色自行车，车前车后有电镀马头标志。修车师傅辨认后确认，这是英国“马牌”自行车，在福州极为罕见。公安查阅旧警察机关留下的牌照档案，逐一排查登记车主，却没有立即找到嫌疑人。
调查再次陷入僵局。派出所发动户籍警、保长和治安积极分子到街巷摸排，学生们也常在放学后围着院墙、废墟和空地观察。一次大雨后，鼓楼区法海路一处住宅后院，几名上学孩子发现地面露出半截蓝色车身。
户籍警小朱路过时，顺着孩子们指的方向看去，立刻通知专案组。公安挖出自行车，确认正是“马牌”，旁边还藏着一个铁盒，里面有25两黄金。车和黄金同时出现，吴宝轩的辩解再也无法维持。
吴宝轩曾是无业流氓，案发前后突然穿新衣、穿皮鞋，频繁出入饭馆。被捕后，他坚称自己当夜在法海路睡觉，还反问：“半夜不睡觉，我有什么毛病？”但他拿不出不在场证明，院中埋藏的物证也与其说法相冲突。
审讯中，吴宝轩交代，1950年2月18日，旧识特务郑海棠、郑秋桂找到他，以30两黄金为报酬，要求他在福州制造火灾，并许诺事成后安排其前往白犬岛。4月6日，他得到自行车、煤油和点火工具，随后踩点选定太极巷。
4月8日晚，吴宝轩先在巷内泼洒煤油，再骑车返回点火。作案后，他没有销毁自行车，而是把车和剩余的25两黄金埋在舅舅房屋后院。遗憾的是，坑挖得太浅，一场大雨冲开泥土，也冲出了这桩纵火案最关键的证据。
1950年9月29日，吴宝轩被福州市军管会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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