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逢年过节的家庭聚餐，是我们家最讲规矩也最没规矩的时候。

说讲规矩，是因为大伯没落座，没人会动筷子。大伯是省里的正厅级干部，平时工作极忙，他的时间往往不由自己掌控。二伯是市里的正处级，相对灵活些，通常会早早到了，帮着张罗倒茶拿烟。我爸是老三，在兄弟中最没出息，一辈子在一所普通中学教书，退休后最大的爱好就是养花和下棋。

说没规矩，是因为一旦大伯推开包厢的门，脱下那件深色的夹克，他就不再是什么领导，只是这个家族里的大哥。他会一边用热毛巾擦手，一边数落二伯最近血压高还抽烟，然后转头问我爸那盆难伺候的君子兰开了没有。

在这个酒桌上，大伯和二伯谈论的事情，很多我只能在本地新闻里听到。而我，一个普通私企的项目经理，月薪刚过万，开着一辆十来万的代步车，在这个权力和地位编织的家庭网里，显得极其微不足道。

但我坐在他们面前，脊背总是挺得笔直，敬酒时也从不谄媚。因为这么多年，我从没主动找他们办过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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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学毕业那年，正赶上就业寒冬。双非院校的文凭在人才市场里就像一张薄薄的废纸，投出去几十份简历，犹如泥牛入海。眼看着同宿舍的同学有的托关系进国企，有的回老家被父母安排进了事业单位，我整晚整晚地睡不着觉，嘴里起了好几个燎泡。

周末回家，我看着坐在阳台上戴着老花镜剪报的父亲，好几次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只要我爸给大伯或二伯打个电话，甚至都不用明说，只要提一句“孩子工作还没着落”，以他们的人脉，给我安排一个体面且安稳的工作，不过是顺水推舟的事。

那天晚饭后，我爸把我叫到阳台，递给我一杯茶。他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的街道，语气平和地说：“最近找工作不顺利吧？”

我点点头，有些懊恼地低下了头。

“是不是在想，为什么我不去找你大伯二伯开这个口？”我爸转过头，目光温和却透着力量。“你是他们看着长大的，只要开了口，他们肯定帮。但是孩子，人这一辈子，有些捷径走不得。一旦你习惯了靠别人的面子吃饭，你的骨头就软了。今天你找他们要了工作，明天就会找他们要职务，后天呢？到最后，你们之间就不叫亲戚了，叫利益交换。”

那晚的茶很苦，但我全喝了下去。

第二天，我重新修改了简历，穿上那套廉价的西装，继续挤进人才市场的人海中。最后，我进了一家刚成立不久的民营建材公司，从最基础的跟单员做起。每天跟着货车跑工地，吃着十块钱的盒饭，吸着漫天的粉尘。

工作第三年，我迎来了职场上的一次大危机。当时我已经是项目主管，负责跟进一个市政附属工程的材料供应。那是公司当年最大的单子，老板极其重视。不知道老板从哪里打听到了我的家庭背景，得知市里分管这块业务的主管部门里，二伯正是说得上话的领导。

那天下午，老板把我叫到办公室，泡了极品的大红袍，笑眯眯地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不仅有一张卡，还有两盒极品海参。

“小宇啊，平时工作那么辛苦，马上过节了，替我向你二伯问个好。咱们那个单子，如果能让他帮忙递句话，以后公司的副总，非你莫属。”老板拍着我的肩膀，眼神里全是期待和算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