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湖南韶山，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乡间道路仍带着熟悉的痕迹，可许多旧日相识已经不在了。走访亲友时，他特意提出，要去看望革命烈士毛福轩的遗孀贺菊英。

这次见面，没有铺陈太多场面话。毛泽东向贺菊英表示慰问，并说道：“你别难过，今天我们胜利了，毛福轩为革命牺牲很光荣。”一句话，既是安慰，也是对毛福轩一生选择的评价。

毛福轩出身贫寒。父亲毛俊明是雇农，家里常年缺衣少粮。年纪很小时，他便上山砍柴、下地干活、替人放牛，稍大一些还要推柴车到银田寺售卖。路远，柴重，收入却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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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生活最早给他的并不是宏大理想，而是一车柴换不来几升米的窘迫。灾荒年间，他还随家人外出逃荒。辛亥革命前后，父亲因战乱受伤，毛福轩只得提前承担起养家的责任。

贫困使他感到不平，却没有立刻告诉他出路在哪里。他曾向乡间老人和读书人请教，得到的多是劝他忍耐。毛泽东从长沙回韶山后，两人经常交谈。毛泽东谈社会，也谈读书所得，努力把复杂道理讲得明白。

毛福轩听懂了一个朴素的道理：穷人之所以长期受困，不只是因为个人命苦，更与旧有的土地关系和社会制度有关。此后，他不再满足于“熬过去”，而开始思考怎样让更多人摆脱这种生活。

1921年，毛泽东在长沙参与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毛福轩因家境和家庭负担未能接受完整教育，但在毛泽东帮助下进入该校附设补习学校学习。课堂上的新思想，让这个长期在田间劳作的农民第一次接触到平等、阶级和社会改造等概念。

何叔衡、夏明翰、李达等人的言谈，也给他留下很深印象。毛福轩逐渐明白，单靠个人行善，无法改变乡村的根本处境；必须组织群众，形成有方向的力量。随后，他被派往安源路矿，协助毛泽民开展工人运动。

安源的矿井和工棚，使毛福轩看到了另一种贫困。工人们同样劳苦，却开始懂得联合起来争取权益。参加工人斗争的经历，锻炼了他的组织能力，也促使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回到韶山后，他把注意力放在最熟悉的乡亲身上。农民不识字，就办夜校；群众怕惹麻烦，就耐心解释；有人不敢参加农会，他便一次次登门劝说。革命工作并不总是轰轰烈烈，更多时候，是在夜色中走路，在油灯下谈话。

1925年，韶山一带遭遇旱灾，地主豪绅囤积粮食、抬高米价，贫苦农民连粥都难以维持。毛福轩组织群众交涉，并采取行动反对粮食外运。斗争触动了既得利益，也使他和毛泽东成为地方势力急于捕捉的目标。

同年，韶山党支部成立，毛福轩担任支部书记。此后，他组织农民协会，发动群众声援“五卅”运动，还通过宣传和演讲传播反帝反封建思想。毛泽东后来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毛福轩提供的大量基层情况，成为重要参考。

1927年，湖南局势骤变。毛泽东考察农民运动期间，毛福轩陪同汇报湘潭一带情况。秋收起义前后，韶山党组织遭到破坏，白色恐怖迅速加重。有人劝他离开，他却认为自己熟悉当地情况，留下来更便于联络和掩护同志。

1928年，组织安排他转赴上海。毛福轩先后从事秘密印刷和联络工作，后来通过同乡关系进入金山县公安局。这个身份很危险，却也让他能够接触敌方情报。他与党组织保持单线联系，暗中保护党员，传递消息。

有一次，县局命令他带人去抓捕中共金山县委负责人丁瑞章。赶到村口时，他故意大声喊道：“丁瑞章是哪一家？家里有人吗？”屋内的人听见喊声，立即察觉异常，及时转移。毛福轩带人扑空，同志因此躲过一劫。

在金山工作的几年里，他掩护邹祖培、庞少生等党员进入相关机构，也设法了解当地农民武装情况。表面上，他是公安人员；实际上，他始终在为党组织搜集信息、保存力量。这样的工作没有掌声，失误一次，便可能丢掉性命。

1933年2月27日，松金地区党组织遭到破坏，毛福轩因叛徒出卖被捕。敌人将他押往上海，后又转至南京，逼迫他写自首书。面对审讯和酷刑，他没有交代组织情况，也没有向叛徒低头。

亲友入狱探望时，看到他遍体鳞伤，十分难过。毛福轩却只是说：“要死就死吧。”他留下遗书：“余为革命奋斗牺牲，对于己身毫无牵挂。”1933年5月18日，毛福轩与徐秋林等共产党员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四十岁左右。

三十多年后，毛泽东回到韶山，仍记得这个曾经一起谈论穷人命运、一起组织群众的老朋友。面对贺菊英，他没有回避牺牲二字，而是直截了当地说出那句评价：“为革命牺牲很光荣。”